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hao123 · 发表于 2009-8-21 21:46:29

一、复兴先秦儒学，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
今天人们都在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更应明白，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是民族的生命力，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命根子”。科学技术是由人，并且为了人而发明创造，而掌握运用的；而人，不仅要有知识技能，更要有思想，有灵魂，要有人生观。也就是要有哲学。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指导，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给民族，甚至人类带来的往往是灾难，所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人生观或哲学，主要是指导他们奉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
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财富，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也是民族振兴的基础。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不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是明清以来变本加厉的宗法封建体制下的文化专制主义和“五四”以来一群群糊涂“精英”混淆先秦儒学、后儒、官儒和伪儒，抛弃传统文化，抛弃儒学，抛弃孔子，使民族丧失安身立命之本。既然丧失了民族自己的文化根基，也就不可能学到外来文化的真精神。这就不仅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大道，而且离开了人类文化的大道，剩下的只有中外糟粕杂揉在一起的胡折腾。五十多年前贺麟先生的话今天更显得深刻和正确：“民族复兴，本质上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儒学的复兴。”（41年8月《思想与时代》杂志《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为什么产生于宗法社会的儒学能作为现代中国振兴的文化主体和根基呢？难道在九天揽月的高科技时代，中国就找不到一种新的学说思想指导它的现代化呢？儒学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内在根据是什么？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根本的永恒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七十年代末，我重新探索救亡之道，就是从揭示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入手的。人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是具有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此之谓“向上性”。人是以群为单位走出动物界的，并且永远离不开群体，人是社会动物，此之谓“为公性”。人的本质属性就是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对立统一。这是认识和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基础，这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人和人，人和社会以及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源于此。这些关系的发展都以矛盾双方相互促进为理想。所谓人道主义，就是遵循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及其规律，不断协调矛盾，促进其和谐均衡发展。片面发展任何一方超越界限而妨害、扼杀另一方，必然破坏人性，阻碍社会发展，恶化自然环境。
自从人类作为一个族类诞生以来，就本能地、并逐步自觉地沿着这个规律前进。思想家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永恒的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而其价值则取决于他的学说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
我以这个人道主义为标准衡量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说和宗教体系，终于认识到，从表面上看，儒学生产于春秋末期的宗法封建社会，就产生的时间而言，比之近代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西方文化，落后一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应承认，特别是秦汉以来直到近代，后儒沦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从根本上说，儒学是炎黄文化经过两三千年不断的综合创新，对天命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从整体上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孔子在发现个人的价值，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以“仁”为核心，包括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的儒学，正确地解决了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限；同样，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不危害权利和自由为限。这既区别于片面调个体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墨家、法家。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相比，既区别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大陆“人民主权派”和马克思主义。为恰当的处理人际、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为促进历史沿着最佳途径发展设计出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方案；并以其一生的实践作出行义弘道的榜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曰：“西哲东哲，心同理同”。古今中外，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课题是普遍和永恒的。所以，儒学虽然创立于中国的宗法社会，由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根本课题，所以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只要人类基本上沿着社会规律前进，就离不开揭示的这条人道主义的中轴线。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社会生活，到一切族际、国际矛盾和冲突，哪一件不能用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揭示得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这正是“五四”以来，历经全盘英美化和全盘苏化的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到只有复兴儒学文化才能振兴中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未来寄望于孔子的根本原因。
十年探索，得出和现代新儒家相同的结论：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乃于九二年六月在四川德阳”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揭举大陆新儒的旗帜。我主张以先秦儒学为主的“综合创新”。
现在将我的儒学观概括如下：
１、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人道主义，自从人类作为一个族类诞生以来，就本能地、并逐步自觉地沿着这个规律前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文化、宗教或思想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永恒的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这就是孔子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而其价值则取决于这种文化、宗教或学说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
２、孔子是人类思想家。孔子在发现“人”的基础上，揭示并完整地把握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包括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儒学；为正确解决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从而为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找到了客观的标准：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限；同样，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墨家、法家。和西方文化相比，既区别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大陆“人民主权派”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儒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虽然创立于宗法封建社会，由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根本课题，所以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只要人类基本上沿着社会规律前进，就离不开孔子揭示的这个人道主义的中轴线。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生活到一切族际、国际矛盾和和冲突，哪一件不能用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规律揭示的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这正是“五四”以来，历经全盘美化和全盘苏化的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到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的未来寄望于孔了的根本原因。
３、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复兴儒学即在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首先复兴先秦儒学的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把儒学当作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民族新文化之本、体和“语法”。
４、从“语法”意义上学习、借鉴他种文化（包括宗教），首先吸取他种文化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成就，以丰富、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
５、各种民族皆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本、为体、为“语法”，综合创新民族的新文化。即“以我为主，综合创新”。这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
６、各种综合创新了的民族文化，以人道主义为本、为体、为“语法”，共同创新人类未来文化。这种人类共同文化，在每个民族、国家又表现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未来的人类文化不可能是某一种文化或学说或宗教的一统天下，而只能是“和而不同”只能是各种“综合创新”了的多元文化的异彩纷呈。
复兴儒学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学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学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体的子贡：以儒学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以此为指导，创办从托、幼、小学就学习古文化、外语和电脑的寄宿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肓事业。在提高民众，特别是新一代文化素质的前提下，培养新时代的人类的孔子。如此做出“样子”，推而行之，既可有助于振兴中华，造福人类。
肇源于二十年代初的这种认识，是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被内外反动和所谓革命势力反复折腾百余年来从整体上觉悟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回到人道主义的传统文化和人类文化大道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性、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的觉醒和恢复，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复兴，虽然步履蹒跚，但却神态凝重，从下到上，发自内心和人性的本然，势不可当。一个迟到的“文艺复兴”的高潮即将来临。
二、以传统文化统一中国，争取二十世纪成为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
提案：成立以李光耀先生和所有有国际声誉和影响的华人为首，囊括全球华人精英的世界华人代表大会，促其实现。
世纪之交，千年之始，适逢世界从冷战、对抗向和平、合作过度，不仅中华振兴面临空前的好时机，而且我们有充分的条件争取二十一世纪成为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东亚“四小龙”，中国有其二。香港是东西文化综合创新的成功范例，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典范。台湾近二三十年来在政治、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为民族振兴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和希望。东亚“四小龙”的新加坡和韩国的振兴，和儒家直接有关，他们维护传统，尊崇儒学，以我为主学习西方，可说是实践了儒学的成功范例，他们的经验为振兴中华提供了第四种模式和希望。再加上遍布全球的华侨和华人，素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传统，为了振兴中华，他们几乎可以把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机会都奉献给自己的祖国。综合四种模式的优点，和全球华人的智慧和财力，就可以几何级数地创新为一个民族振兴的空前的大希望。而可以将四种模式的优点和全球华人的向心力凝聚起来的，只有传统文化，只有儒学，只有孔子。所以，我特别赞赏陈公立夫先生提出的用传统文化统一中国的主张，和杜维明先生说的：儒学和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可以良性互动，相反可以相成。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成熟的辩证思想。如能吸取两党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当作民族的共同的财富，再学习新加坡、韩国、日本和西方的经验，则二十一世纪不仅是儒学的世纪，而且是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
我们还应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是窝里斗。远的不说，近代以来，多少次民族振兴的机会都被这种窝里斗葬送了。悠久的文化长期积淀的消极负面因素也是根深蒂固、顽固和强有力的。有人称之为“大染缸”或“大酱缸”。传统文化糟粕造成的民族劣根性和西方的斗争哲学杂揉在一起，更容易扇动群众，盅惑人心，其危害也就更深更烈。而这往往是身在其中的人，即使天才，也难轻易摆脱的。更何况两岸领导人的关系太复杂，历史包袱太重，干扰掣肘因素太多。必须有一个既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魂，又能摆脱文化糟粕的超然于过去的是非恩怨的一种力量，才能站在全球华人，乃至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又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亲情关系，而真心关心中华振兴的人们才能肩负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所以我建议成立世界华人代表大会。所有有国际声誉和影响的华人精英，象李光耀、陈香梅这样的政治家，杨振宁、杜维明这样的学者，霍英东、李嘉诚、邵逸夫、汤恩佳这样的儒商，和全球华人精英，都请他们参加，推动中国回到传统文化和人类文化大道上来；不仅促进两岸和平民主统一，而且做帮助治国的参谋和顾问，争取二十一世纪成为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试想，如果全球华人都发扬孔子的忠恕、中庸之道，以天下为己任，则不谨民族振兴，就是世界大同，也可计日成功。七九年我在一篇对现代迷信探源的文章中曾说“否则，处于‘一言以兴邦’的关键地位的一历史人物，肩负着为民族，为人类选择、开拓道路的时代的、甚至历史的使命，如果客观条件具备了使社会沿着最佳途径前进，由于你们放弃职责而错失良机，或选择二流、三流的方案，即使社会也能缓慢前进，也是民族的，历史的巨大不幸。”（《引自七九年拙文《学习〈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对现代迷信的理论探源》）
当此非常之时欲成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下非常之决心，采取非常之行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今天能承继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以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为目标者，舍各位其谁哉！
中国要振兴，要富强，首先要统一。不统一，不要说振兴，连真正的独立也谈不到。香港回归，说得最多是中国消除了近代一百五十年的耻辱，中国人站起来了。实际上国家不统一，就还不能算最后的完全的独立，就还没有最后站稳。外国明目张胆地侵略，国土不完整，固然不算独立。没有外国侵略，内部分裂，没有共同的目标，“兄弟阋于墙”，不仅不能外御其侮，而且还不得不各自向外国寻求支持，为人渔利。这能算独立吗？如果人民不能充分享受民主和自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民众没在独立意志和人格，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和要求，积极和主动性不能充分发挥，这样的人民能说是站起来了吗？人民没站起来，国家的独立从何谈起，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中国人要最后站起来，中国要真正独立富强，必须首先统一。不仅要抓紧当前时机，尽快实现统一，而且要在和平、民主。自由的高水平上实现统一。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历史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目前这种格局不要说长期延续下去，只要延续到世纪末，中华民族就坐失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统一问题，越拖越复杂，双方距离越来越大，害怕中国统一强大者再从中纵横捭阖，闹到台独上台，兵戎相见，真正遭殃的是两岸同胞，是中华民族，玉石俱焚，两败俱伤，国家元气大伤，国人离心离德，全球华人灰心泄气，国际上被孤立，国内声音单一。这样的统一，不是民族振兴的契机，反而是国家衰败，一蹶不振的开始。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绝的文化和民族将经由你们之手而被葬送。这样的统一，有什么意义？两岸当政诸公，不论成败，都将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只许统一，不许再打内战！并且要快统、高水平的统，不许拖延。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历史的要求！
第一次国内战争直到胜利，国民党是强者、大者，居主导地位，对两次国内战争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共是强者、大者，在两岸四地居主导地位，在两岸统一上也居主导地位，对祖国统一负主要责任，更应有王者风度，拿出大智慧，大勇气，率先站到民族立场和历史高度，为民族振兴作出最大贡献，成就旷古未有之伟业。
实现两岸和平民主统一，也是两岸所有政党，首先是国共两党更新的机会。在未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延续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治理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的政党，只能靠理论的正确、实践的效果和先忧后乐的模范言行，通过民主、法制，自由竞争的方式，去争取国民的信任和拥戴，而不能搞“独尊”。国共两党都曾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策，把党凌驾在党之上，形成领袖至上的个人独裁的体制。而我们这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社会，最容易造成极权型人格。即使是革命者，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力，也很容易蜕变成一意孤行、“一言以丧邦”的极权专制者。两党都追求、并都得到了绝对权力，也都导致绝对的腐化而不可收拾。请记住孟夫子的教导：“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国家如此，政党亦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诗经.小雅、鹤鸣》）国民党当年明智，实行多党民主政治，何致败走麦城。共如能吸取国民党失败的教训，怎会有“文革”和今日之腐败！这种一党独尊。专政，党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个人又凌驾于党之上，不仅是亡国，也是亡党之策。如果说和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政教合一还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现代迷信的危害比古代迷信大千百倍。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
中国的希望是统一。两岸的希望是统一。国共两党和两岸的所有政党的希望也是统一。
“兄弟阋于墙”的苦果，中华民族受够了。近代以来，中国老百姓的苦难来自“阋于墙”的“兄弟”多于外国侵略者。我常想，国共两党如果都能把打三年内战的精神“外御其侮”，抗日战争何需八年？如果没有国共第一次分裂，北伐成功，日本怎敢侵略中国！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比当年更大，更紧迫。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再也经受不起、再也不能允许“兄弟阋于墙”了。
我所谓以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就是站在全民族和全球华人，乃至人类的立场，站在历史的高度，抛弃党派成见、既得利益和过去的是非恩怨，以忠恕中庸之道为指导，“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观念，和“允执其中”、“和为贵”，求同存异，不为已甚，协调矛盾的思维方式，恰到好处地促成两岸和平民主统一，九二年我在德阳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站在民族立场和历史高度，用传统文化，特别是用儒学的观点看待两岸统一问题，实在不该在马克思主义或三民主义的主导地位的不可能有结果的争吵中错失振兴中华的良机。只需在反对封建独裁、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民主法制这类公认的，也是两党宗旨中所追求的近代化课题上达到共识，有了学术民主，言论出版自由，民众就会选择自己的信仰。廖承志在写给蒋经国先生的信上引鲁迅的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应该站在全民族立场无条件地抛弃党派成见和既得利益，以中华振兴为重，抓住当前时机，先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统一步调，充分发挥两岸联合的优势，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上策。全民族有了振兴中华这个共同目标，就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历史上造成的恩恩怨怨将逐渐化解。”（《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七、复兴儒学的初步构想》）
邓公历来倡导“实事求是”，用“一国两制”成功地解决了港澳回归问题。但两岸的情况不同于港澳，这就需要两岸领导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上层楼。犹如牛顿站在巨人肩上，到知识的海洋捡回一个小石头一样，要拿出大智慧、大勇气，创造性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就应该统一。必须统一。早晚要统一。晚统一不如早统一。虽然历史上积怨太深，矛盾很多，也很大；说到底，还依然不过是华夏儿女的内部矛盾。自己弟兄，一切好商量。比一次次求外国承认、支持强得多。所以，应站在中华民族、全球华人和人类的立场，历史的高度，平等对话，对等谈判，求同存异，互敬互谅互让。让步，从党的立场看是吃亏，从民族和历史的角度看是贡献。让步越多，越大，贡献也就越大。一时不能取得共识的可以放一放。今天双方斤斤计较的，在我们的祖先和海外华人看来会感到痛心；在子孙后代看来又会觉得好笑。首先在外交。国际上统一起来，用一个声音讲话，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兄弟相争，渔翁得利了。
两岸和平民主统一，不是简单的数学的１＋１＝２，也不是物理式的两个一混合为一个大一，而是化学式的两个一化合为一个新一。是“和而不同”是“和为贵”。优势互补，互相学习，荡涤双方的沉痼和积弊。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中外文化的优秀成果，创新民族的新文化，向全人类提供一个能充分展现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的风彩，又充分吸取西方文化精魂的新中国。这就是中国特色。不仅开创中华民族的，而且开创人类的新纪元。这就是为什么说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也就同时是人类的世纪。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国共合作，中华振兴。
我们这一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一般具有忧患意识。四九年初中毕业，把马列主义当公理接受，从此笃信近三十年。为探索社会人生的究竟和马列真谛，五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五七年在哲学所直言获罪，虽九死一生仍笃信不疑。我的绝对忠诚，一贯表现为直言不讳。“文革”中在敦煌县农场被“临督劳动”时，看清了党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如不赶紧纠正，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但我也清楚，在当时是没有人敢于向毛提这种意见的，于是我那股子豪迈的傻劲又上来了，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在呼唤，在困扰着我，这颗有责匹夫的心静不下来。基于对党、对毛的无限信仰和信任，为了挽救国家，挽救党，从七三年八月到七六年十月五次冒死向“主席、总理、亲爱的党”上万言书（十几万字），请他们纠正错误，挽救革命。谈了七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反对个人迷信，认为毛搞个人迷信、一言堂，是万恶之源。如果一切成就应归功于毛的正确领导，那么一切错误毛起码应负责第一位的责任。第二个问题是整党、清党。指出不正之风源于党风不正。如果党员，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有一半忠诚，就不会有不正之风，应该像列宁当年那样整党，清党，起码清除四分之一到一半。第三谈应该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反复论证五七年反右是错误的，等等。万言书都是真名实姓，挂号寄出，皆杳如黄鹤。最后一次还同时给马寅初老校长等人寄了，请他们转呈。我只是体验到人微言轻，报国无门的悲凉。
经过长期的学习观察、体验和反思，信仰发生危机，适逢“摘帽”、“改正”、“归队”到大学，乃重探索救国之道，经过十年摸索，对比古今中外文化，学说和宗教，认识到只有复兴先秦儒学，才能振兴中华，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九二年六月中四川德阳的儒学国际学术研探会上揭举大陆儒学旗帜，九四年在岳阳，九五在北京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声疾呼，并提出成立李光耀先生为首的世界华人代表大会，促进和平民主统一。今天我以同样的真诚，再次呼吁以传统文化统一中国，争取二十一世纪成为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并提议成立以李光耀等先生为首的世界华人代表大会，促其实现。我讲了，我还不能拯救我的灵魂；我只有讲得所有有国际声誉和影响的华人学者、政治家、企业家、华侨领袖和两岸当权诸君听到，我才算尽了我的匹夫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