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潜江的土著——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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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潜江的土著——荆人


   说了楚人，再说当时的潜江杂居的土著人——荆人。
   说潜江人是荆人，其依据一，是“荆人”与“楚人”是一伙人，他们互相支持，互相依存，有“荆楚”之说；
   其二是到汉代有“楚歌曰艳”和“荆艳楚舞”之说，其中的“艳”就是“鸡鸣歌”，向周代追溯，又有“燕乐”之称，他们是继相传承的音乐。证明荆人以“艳歌”为最，楚人以舞为长，“荆艳楚舞”就是天下耳濡目染的最美“艳”观；
   其三是考古证明，荆人有自己的文物特色和生活天地；
   其四是潜江至今，以“荆”命名的河流甚多；
   其五是，芈姓楚人在潜江的黄罗岗，时达近五百年，当时的潜江地域已经成为楚国的核心首府和荆楚文化的象征。
   当时潜江的土著蛮人称为“荆人”或“荆蛮”。从古到今的许多学者都认为“荆楚”联称，荆就是楚，楚就是荆。其实，“荆人”是潜江本土的土著人之概称，“楚人”是包括“江上楚蛮之地”的先楚人和以“芈姓”为代表的后楚族。楚蛮是早期在南方“江上”一带落户的楚人，芈姓楚人是西周初期，周成王封的楚国，当时楚国“土不过同”（注：一同五十里），芈姓也是周成王赐给“楚人”的姓，才有后来的芈姓楚人的“楚国”之称。
   据张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茁长期的楚文化》（第55页）注释载：“作为地理概念的荆，在商、周两代，其外延所及有南移和西移的趋向。荆地在商朝的南方，殷人南进，他们观念中的荆地就北缩而南伸了。楚人是荆人中最偏西的一支，自己只称楚，不称荆。但在诸夏看来，荆楚是可以混称或连称的。┅┅所谓‘荆蛮’，实有二义：其一，是如蛮的荆人，楚人也包括在内，《国语·晋语八》就说‘楚为荆蛮’；其二，就是荆地的蛮人，这就不包括楚人，而只是指吴越、扬越和荆地的少数民族了。”这就是说，荆是荆，楚是楚，荆能代表楚，楚却不能代表荆。例如，可以说“楚为荆蛮”，却不能说“荆为楚蛮”，荆是主，楚是客，不能喧宾夺主。
   据《中国考古》发表牛世山先生《西周时期的楚与荆》的文章，根据大量的金文和文献梳理，认为“楚”是楚国本号。西周时期，既有楚国，又有荆族，而荆族被称为“荆蛮”。楚国立国于荆族活动区域，“荆楚”所指为荆族，非指芈姓楚国族。并通过考古发现，证明荆人的活动地域为江汉腹地。文章写道：

   在长江以北江陵一带，荆南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显示，在这里除商文化曾一度为主力外，┅┅以釜、鼎、大口缸、鬶等陶器为代表的荆南寺C组因素基本处于支配地位，说明它是本土文化的主要因素。┅┅从考古发现看，荆南寺C组一类因素就分布在以江汉腹地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这与荆族的活动地域是相合的。由此推断，以荆南寺C组因素为主导因素的考古学文化最有可能是商代荆族的原生文化。在商代，它尚存在其原生态，表现为荆南寺类、费家河等类文化遗存。此外，其因素也存在于周邻其他文化中，表现如铜鼓山（引者注：岳阳）C组这样的形式。那么，如果荆族文化的原生态能够延续到西周时期的话，其特征与商代者大同小异。（见《中国考古网》）

   查阅荆南寺遗址，该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古城西侧1.5公里处原江陵县砖瓦厂内，南临浩瀚长江，西望沮漳河和古万城等遗址，北有八岭山和故纪南城等遗址。荆南寺遗址东北300米为1964年发掘的张家山遗址，两个遗址本来可能连为一体，但因砖瓦厂取土而将张家山夷为平地。1982年荆州博物馆文物普查时，仅存荆南寺这块圆角长方形台地。台地当时面积约1.2万平方米，高于四周平地地面4至5米。从198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进行十余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2至3米，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荆南寺遗址出土大量文物，发掘揭露的地层堆积比较统一，大致上可以分为六层，包括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夏商时期文化、西周时期文化、东周时期文化以及其他时期等六个阶段的文化遗存。┅┅ 。
   这说明，当时的潜江人就是以江汉腹地为中心史前的荆人之地域。到西周时，迁到潜江的熊绎之芈姓楚人与潜江的荆人友好地生活在一起。那时，荆是荆，楚是楚，他们生活的地域称谓“荆楚”，种族界限明显。
   我的观点，除了倾向于初期“荆是荆，楚是楚”外。还认为“荆”是史前南方多民族杂居土著的统称。例如孔子曾说：“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所谓的“南人”就是荆人，得名于地名荆州、荆山，亦是史前和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南方”的所在地。
   而“荆山”可能也与当时的潜江地域有关，因潜江地域至今的河流皆以“荆”命名，如东荆河、西荆河、上荆河、下荆河。另外，潜江曾有“竟陵”之地名近五百年，所谓“竟陵”，也就是丘陵至此为止。最早称“竟陵”，是西汉时期命名，其地在当时汉江三角洲顶部建立了竟陵县（故城在今潜江西北），说明史前的潜江地域成丘陵之前应该是有山的，这些山名，大概就是“荆山”的一部分。到了西汉时期，潜江的“荆山”已经成为丘陵地貌，故有“竟陵”之县名。潜江从丘陵变为平原之后，“竟陵”地名移到天门，当今的天门皀市一带，仍然是丘陵地貌，说明“竟陵”地名从潜江转移到天门，与自然地貌变化有关。潜江的西境接壤是“荆门”，荆门在夏商时期属于荆州之域。因此我认为，“荆门”地名，可能与进入夏商时代江陵、潜江地域的“荆山之门”有关。总之，荆州、荆门、潜江一带的史前“荆山”，河流至今仍然以“荆”为名，说明这一带应该是史前土著“荆人”，是南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荆人是非常有道德境界的土著人，在《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载有一寓言，其成语为《荆人遗弓》：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至公矣。

    翻成白话为：荆地有个人丢了一张弓，不肯去寻找，问为什么，他说道：“荆地的人丢了弓，肯定被荆地的人捡到拿去用，我何必找？！”孔子听到了这事，说道：“这回答，去掉‘荆地’字样更好了。”老聃听到了这事，说道：“倘然去掉‘人’字，不更好么！”老聃最大公无私啊！ 必须说明的是，很多人在用白话翻译这段寓言，都将“荆”翻译成“楚国”，其实不然。
   这侧寓言是从“大公”还是“小公”的角度去诠释的。照《吕氏春秋》的作者看，荆人“小”因其“荆”区域外还有“国”（族）的概念；孔子要比荆人大，可还是“小”，因其还有“人”的概念；老聃最伟大，因其已达到无“人”的境界，只有“天”（自然）的概念，天遗之，天得之，总量未增未减，“又何索焉”！
   荆人遗失的“弓”，即“公”的谐音。引起孔子和老子关注的，是一种“公德”的思想境界。作为一个普通的荆人，自然不能跟圣人相比，但这种境界已经很高了。
我认为，其中的信息要从多方面分析：
   其一是，荆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只有在物质文明达到富有的前提下，才会产生这样的“公”，如若处于极贫困地区，此“弓”涉及到与生存之利害攸关的大问题，必然会急于找寻；
   其二，“弓”是给人用的，它本身就是为人谋生活的工具，是有目的的产物，如若让“弓”回归于自然，成为腐化的朽木，岂不暴殄人为之物，如果此物涉及到人的生存大事，岂不造成物毁人亡的恶果。所以，孔子与老子相比，孔子有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则为纯自然的理念。
   其三，若人人都有荆人的思想，天下岂不是一片乐土。
   但总的来说，这个寓言说明有“荆人”存在的历史，而那时的荆人不是楚人，楚人也不能代表当时的荆人。这个普通荆人的“遗弓”寓言，能引起两位圣人的关注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说明当时的“荆人”言行举止，非常受世人的关注，其思想境界，对华夏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