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中道之国”—基于儒家仁性论的视角(上)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3-07-13 2:39 已读 24 次 1赞 大字阅读 wangguotong的个人频道 +关注
陈赟:“中国”作为“中道之国”—基于儒家仁性论的视角(上)
从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突破视域来看,“中国”的内涵有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转化。三代以上的中国是“帝王所都为中”与“天地之中”的结合,它是宇宙论王制秩序中统治者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三代以下的精神突破运动,则将“中国”的内涵从帝王的政治主体中解放出来,面向天下的每一个人,它意味着生存论的中道真理在其中敞开、运作的“中道之国”。
引言
从世界历史视域理解何以中国,在当代语境中,无法绕过雅斯贝尔斯所提“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和沃格林所提“天下时代”(The Ecumenic Age)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涉及人类文明的多元平行进展,尤其是涉及各大文明中的精神突破运动。正是在“轴心时代”或“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中,各大文明为自己奠定了精神基础,而中国以何种方式成为何种中国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划时代的精神突破运动中获得了奠基性的回答。
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称之“精神化”(vergeistigung),沃格林则称之为“存在的飞跃”(leaps in being)或“精神突进”(spiritual outbursts)。轴心/天下时代精神突破之前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神话时代”,沃格林则称之为宇宙论(王国/帝国)秩序的时代,其实质是权力与精神尚未分化,作为担纲者的帝王既是君主又兼巫师(祭司),其时的秩序是以神话的符号表达的宇宙论秩序,其核心是将人类社会的秩序符号化为宇宙论节律,而将集治教权力于一身的帝王类比为神或天之子,在人类社会与上帝之间进行沟通。沃格林认为天下时代突破了紧凑的宇宙论秩序,不再将社会及其秩序符号化为小宇宙,而是符号化为大写的人——在中国是圣贤,在以色列是先知,在希腊是哲人。这些人不再拥有统治的权力,但却成为精神突破的担纲者,正是他们以其生命存在突破了宇宙论秩序,而将人类带入了新纪元的意识中。在时间区间上,轴心时代指的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600年历史时段,而天下时代大约是从波斯帝国的兴起开始,延续到罗马帝国衰亡的时段。【1】它比轴心时代拥有更大的时长,【2】与精神突破平行的是普世帝国的创建,在这个阶段权力(帝国创建)与精神(精神突破)具有平行性。【3】沃格林甚至将精神突破与普世帝国、历史编纂视为“天下时代”的三元组构,三者分别关联着个人、社会与历史的维度。【4】“天下时代”意味着秩序典范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时代,对实在的宇宙论的理解明确无疑地被一种新的理解所取代,这种理解集中体现在透过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启示经验对存在真理的分殊化”【5】。轴心时代理论强调伴随着历史意识诞生的是精神层面发生的超越体验,内在于人性中“两极性(polarit?t)”神话时代(宇宙论秩序)的“安宁转变为对立(gegensatz)和二律背反(antinomie)之间的不宁。人不再封闭于自身之中。他对自身是不确定的,于是对新的、无限的可能性保持开放”,“人意识到存在整体、自身和自身的界限(grenze)……在自我存在(selbstsein)的深处和超越(transzendenz)的清晰性中,他体会到绝对性”【6】。作为实在结构之神人两极——它们并非两种实在,而是实在的两个端点或极点,由于在宇宙论秩序体验中未被分殊因而其平衡也就从未被实质性打破。沃格林认为,在“天下时代”发生的正是宇宙论体验向超越性体验的分殊化,在后者中人不再通过对宇宙内事物的体验来体验神性实在,而是直接通过对人性意识中分殊开来的实在两极之居间张力的体验来经验实在。沃格林认为,当人以意识中的不同位点来敞开超越性时,也就有了不同的生存真理的类型。于是,在精神突破运动中发生的是,此前以神话为符号形式所表达的宇宙论风格的真理,在天下时代不得不以分殊化方式转向人性意识中以两极居间张力为核心的生存真理。当人以智性意识(noetic conciousness)作为敞开超越性的意识位点时,居间两极中被凸显的是人极的探寻和追问,这就有了“人学真理”(古希腊);当人以灵性意识(pneumatic conciousness)作为实在敞开的位点时,就有了“救赎论真理”。
如果说智性意识的人学真理定义了希腊之为希腊的精神,以灵性意识敞开的救赎真理定义了希伯来文明的品质,那么,精神突破运动对于“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论内涵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分析试图表明,以仁性意识敞开的“中道”生存论真理,界定了中国,这一回答意味着中国成为生存论真理意义上的“中道之国”,而这样一种使得中国得以赋义的精神突破运动,在中国文明的语境中关联着从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秩序转变,它发生在周秦之际,那些作为担纲者的圣贤以其大写的生命存在,回答了“何以中国”的大哉问,他们的人格已经被符号为中华文明的生命象征。
“帝王所都为中”:三代以上作为宇宙论王制的“中国”
精神突破之前的秩序是宇宙论秩序,在中国、巴比伦、亚述、埃及、波斯等地区,宇宙论秩序与帝国统治结合,构成了宇宙论王国/帝国秩序。迄今所知“中国”的最早表述是《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它是“地中”“天地之中”等古老观念与国家社会的“中国”的结合。苏秉琦曾提出尧舜时代的“共识的中国”【7】在三代演进为礼乐建制化的“中国”,这与《尚书》“断自尧舜”的传统相应。“中国”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是先于三代的。何弩认为,陶寺遗址可以作为其标志。虽然陶寺文化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与《尧典》南及南交、北及幽都、《五帝本纪》舜南抚交阯的记载暗合,但陶寺文化实际上还远谈不上是当时辐射朔方、交阯、流沙、东海文化区的核心文化,陶寺成为最初的“中国”,其文化魅力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吸引力。而这也表明“中国”的概念自诞生起就是一种“地中”或“土中”意识的形态,统治者以中相承,承接的就是这样一种意识之形态。【8】对于“三代以上”(本文所指均含三代)的中国而言,“中国”的内涵既不能脱离“天地之中”、“地中”或“土中”的意识来理解,也不能脱离“帝王所都为中”【9】的内涵,可以说三代以上的中国就是这两种内涵的结合,它构筑了沃格林意义上的宇宙论王制秩序。
在宇宙论王国秩序时代,“绝地天通”【10】奠定了帝王(统治者)对通天权的垄断,结束了“家为巫史”“民神同位”【11】的部落与邦国秩序时代。【12】“宇宙的中心”或“宇宙的脐点”则是另一个重要符号,【13】它的中国表达式就是“天下之中”“天地之中”“中国”“地中”等,伴随着这一符号化表达的是帝王的双重代表权的确立:在人类社会,帝王代表天神;在天神那里,帝王则是人类社会的代表。帝王作为“世界君主”,乃是“统治宇宙的唯一神在人间的类比”,由此而有“天上一神”与“地上一王”的紧密对应关系。【13】王者虽然是“人”,而不是“神”,然而正如亚述箴言所说,“王是神的影子,而众人是王的影子”。宇宙论王国的秩序必然意味着以尊王为核心的礼法等级体系,而这个礼法秩序本质上又是以仪式化行为映现宇宙秩序,社会被视为宇宙的类比物或相似物。
“帝王所都为中”与“天地之中”的“中”均指向同一个神圣空间。帝王所都之“中”,正是“天地之中”,因为王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天命。“天地之中”“地中”的意识关联着圭表测时意义上的“中”,时间的测量以及以历法来授时的方式来达成秩序,是王权的标识。毕竟,历法、纪年、系年、纪事等本质上是支配时间、对时间进行分节处理以编织历史的方式,对历史的编织本身也是对王权的编织方式。14“在所谓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充分说明‘帝王所都为中’源自‘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则应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其中最关键的是地中,因为地中是求中的目的,圭表之‘中’则是求中的工具。”【8】《尚书·召诰》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于土中建国(建都),称为“中国”。【15】“中国”作为神圣的“地中”,即是《周礼·地官·司徒》所谓“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的神圣中心。何弩指出:“在古人的认知里,地中与天极是对应的,唯有这里才是人间与皇天上帝交通的孔道,正所谓‘绍上帝’‘上下通也’。王者独占地中,实质上就是绝他人天地通的权利,垄断与上帝沟通的宗教特权,从而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和正统化的政治目的,将宗教意识形态转化成王权政治意识形态,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的‘中道’。王者只有逐中、求中、得中、(独)居中,在地中建都立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受天命,得帝佑,延国祚,固国统……‘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称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们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最大特征。”【8】王者居中,“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16】庙是沟通先祖与天道的神圣焦点空间,其宫室体制是宫庙一体,以庙为主,而居中的意义便在于依据天命建立天下秩序。三代的天命信仰与政权正当性关联在一起,能够绍述天命的就是居中治理天下的王者。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天命可以具体化到授时之历法,换言之,它是最原初秩序,即时间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