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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杂谈] 转林忠军:中国当代易学的反思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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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5 17:52: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8-5 17:53 编辑

摘要:当今易学在经典还原、哲学阐发、易学史和科学易四个方面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研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以往的易学研究。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易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如缺乏宏观的远大视野,缺乏突破现状的新方法,缺乏贴近现实的关切和缺乏实质性的学术互动,有待于当今易学研究者思考和解决。因此,在未来易学研究中,充实与总结当下已有的易学研究成果,开拓新的易学领域,从易学原典出发,着眼于当下现实,以全球化视野通过中西哲学文化互鉴,建立新的易学体系,使易学真正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对话,是今后易学研究新的动向和目标。

一、当代易学研究的回顾

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易学成为主流。“文革”期间易学研究则几陷于停滞状态。在80年代大陆易学研究出现了新景象,开始跳出对易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更加关注经、传中的哲学思想,在义理与象数视角下研究传统易学的新成果不断涌现。90年代大陆易学研究更是生机勃勃,在面对新材料与新时代问题上开始新探究,拓宽了易学研究的视角与领域。进入21世纪,易学研究不断切入时代主题,在研究方向上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新气象。中国大陆的易学研究伴随国学热而兴起。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儒学为主流的国学热一直持续不断,延续至今,虽趋向理性,但其热度有增无减。全国高校和地方国学研究机构及其相关某一思想家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与国学相应,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等研究生和各种国学培训班不断扩大招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学研究队伍。而国学中带有神秘色彩的易学备受青睐,学院派和民间的易学研究机构及团体数不胜数,与易学相关的正规和非正规的出版物层出不穷。就学术而言,有大量易学著作出版和易学论文发表。据粗略统计,2017年至2021年共出版易学著作900多部(包括新版和再版的古籍整理、通俗读物、学术专著、数术类著作),发表论文850多篇。因此,重新总结和反思当代易学、思考重建易学体系已经成为易学发展的必然。兹从经典还原、哲学阐发、易学史和科学易四个方面论述中国当代易学。

(一)经典还原式易学之延续

象数与文字训诂的解释。《周易》象数之学,始于《易传》,形成于汉代。《易传》从“观象系辞”出发,以“观象玩辞”方法解读文本,开系统地以象数解《易》之先河。汉儒以此为据,一方面,迎合当时天人之际发展的需求,将汉代自然科学与易学符号融合,阐发易学微言大义,形成了偏于天道的象数理论;另一方面,以象注《易》,最大限度揭示象辞之间联系,形成易学史上的象数派。由于王弼尽扫汉儒之象数,汉代象数式微,宋代以新的话语系统,发明图书之学,重建了象数之学。至清乾嘉学派,以考据为方法,旁征博引,辨明是非,剥落图书之伪,通过梳理和重建汉易象数之学,汉代象数易学再次兴盛。而以象数注经、探索文本之原意,是当时易学研究的主流。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学者将象数与西方科技结合,以新的话语构建新的象数易学系统。然而经历“文革”,大陆传统象数易学基本上失传,唯有港台的传者不绝。因此,重新梳理汉象数之学、阐明其复杂的内涵,恢复失传的象数易学方法,评析其得失,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易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以象数注经虽然未绝迹,却因其附会之弊,基本上退出当今象数易学的研究。

传统的象数之学,并不是孤立地解释《周易》文本,往往兼顾训诂。象数解读,探索文本系辞之依据;文字训诂,探索《周易》文本字、词、句本来的意义。以文字训诂解释《周易》文本,自《易传》始,历经几千年,绵延不绝。汉代、清代易学研究最为典型。易学发展到今天,探索易学本义,文字训诂仍然是不可取代的方法。尤其随着出土文献增多,对照出土文本和传世文本,检讨传统的易注,重新释读《周易》文本、还原其本义,成为当今易学研究的重点。如将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提出了许多独到观点;对比今本和出土《周易》文本的解释亦有许多新成果问世,其中有些对文本字词句的释读颠覆了传统的观点,发前人所未发,令海内外学界瞩目。当然,也仍有以传统方法注易的,如采取象数兼文字或兼采义理传统方法注《易》。

2.历史还原的解释。与还原式注经方式类似的,还有将《周易》置于当时的历史视域中,以《周易》文本相关的历史文献涉及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生活生产、风土人情等方面解读《周易》文辞,其旨复原《周易》文辞真实意义,此是以史解《易》的一种形式。如闻一多、郭沫若、李镜池等从祭祀、生产、商旅、婚姻、狩猎、战争、政治等方面,钩沉、考证卦爻辞本来意义,这种形式自《易传》始,经过汉代郑玄、晋人干宝等的努力,以此方法解《易》已经完善,虽然使用此方法与文字训诂方法一样,其解释未必完全符合《周易》文本原意,但它却是接近本义的重要方法之一,直至今日,此方法仍然不可取代。另一种形式是以《易》为“史”。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学者,剥离《周易》经学神秘的光环,视《周易》为一部上古文献资料,大胆怀疑历史,以实证方法,运用早期传世历史文献,力图还原《周易》文本成书时代的“真实”历史,成为易学研究一派。如顾颉刚《周易历史故事》、李镜池《周易探源》、宋祚胤《周易新论》是其代表作。受其影响,黎子耀撰《周易秘义》、李大用撰《周易新探》等,虽然观点内容不尽相同,其大致思路一致。将《周易》视为反映时代的历史典籍,这种以史解《易》方法影响深远。李学勤运用新出土的易学资料,再次印证了顾颉刚的观点。

(二)现代语境下义理哲学阐释

传统的义理之学,以《易传》“观变阴阳而立卦”和“立象尽意”为据,形式上是解释《周易》文本,即依据文本去解释和言说。这种解说是以已有的理论前见或见识解释经文。其实质是,解释者更多假借《周易》文本解读和探索圣人之意为名,依照自己的理解去思考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建构自己的思想系统。因此,与象数派不同的是,义理派注经,不再盲目地崇拜文本、关注文本字词句固有的意义,而更多是探讨深藏于文本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为达到此目的,可以改经,有时可以解释出与文本不尽相同或与文本相背离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解读易学文本是形式,阐发自己思想是归宿。自魏晋王弼以老庄注《易》而形成玄学义理之学、宋儒以儒学解《易》而形成的心性义理之学,到民国时期通过梳理整合先秦和宋明易学而形成的新儒家的易学,无不例外。

当今学者在新的哲学语境下,秉承义理之传统,返本开新,重建了义理之学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不再是以注经为形式,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哲学视域中,开显深邃的哲学思想。在大陆,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由以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为主要内容,转换为中国特有的“天人关系”而确立宇宙观、心性论、功夫与境界论等为主要内容,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的范式。而作为与中国哲学融为一体的易学研究,也基本上遵循此研究理路实行了转变。因此,当今易学哲学研究成果,无论是易学家个案研究,还是某一时期易学研究,处处显现出中国哲学的理路与特色。以中国哲学方法探索易学、借鉴易学思维建构中国哲学,凸显了易学与中国哲学水乳交融的关系,是易学义理价值之所在。这种义理之学,改变了义理之学的形态,将原来的经学式研究转变为哲学研究。“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因此,将易学置于现代哲学研究视域中,以哲学范式解说易学,重塑易学义理之形态,是反映时代的、最强大的、最具有活力的易学理论,是当今中国哲学新的表现形式之一。

除了哲学以外,从儒、道、释文化及与之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周易》思想,是当今研究义理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部分人文学者,或者探讨易学与道学、佛学互动关系,以此阐述中华文化的特点;或者探索易学中文学、史学等学科的影响;或者梳理《周易》中的各种思想。另一部分学者站在社会科学角度解读易学经典,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探讨易学经典中的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思想。经过理解和解释,形成了一些内涵易学的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生态学新思想,易学从理论的象牙塔下落到现实社会实践应用中,发挥安邦治国、平天下之作用,易学成为经世有用之学。

(三)易学史研究之推进

中国易学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其易学研究总是历史的、传统的,无论研究对象——易学文本本身和涉及的易学问题,还是研究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受到的教育和具有的思维模式及掌握的易学理论,皆是离不开易学传统;而易学研究成果也并非一蹴而就,而需经历一个长期的思考和反复研读的过程,其易学研究成果一旦问世,也成为了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易学即是易学史,易学史研究亦就是易学研究。不关注或脱离了易学史,去解释文本和思索易学问题,则往往缺乏厚重的历史感,流于无根之游谈,或重复前人观点、思想而津津乐道不自知,或高谈阔论陷入闭门之杜撰。因此,易学史研究是易学研究的关键。古代对于易学史研究比较简略,往往在易著序言或前言中出现,未出现易学史专著,多以师承传授、易学人物和易籍为内容,如《史记》《汉书》中易学传承记载。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和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对于象数义理两派的评析,朱震对于宋代易学传承的论述,朱熹对于宋代易学人物观点的评价,元代胡一桂在《周易本义启蒙外翼》中简略叙述的易学发展和图书著录情况,清代黄宗羲《宋元学案》和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涉及的易学人物,朱彝尊《经义考》关于易学的著录,《四库全书》对于易学著作的提要和汇编,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对于易学历史的论述,马国翰、孙堂、张惠言等人对于汉魏易学资料辑佚等,皆属于易学史。


近几年大陆易学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廖名春等人的《周易研究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完整的简明易学史。断代史研究有:早期易学史、秦汉易学史、宋代易学史、元代易学史、明代易学史、清代易学史。专门易学史研究有:易学哲学史研究、易学象数史研究。个案研究有:出土数字卦与帛书易研究,上博简《周易》研究,马王堆帛书经传研究,阜阳汉简易学研究,海昏侯简研究。传世文献研究成果更多,如《三坟易》研究,京房易学研究,《易纬》易学,郑玄易学、虞翻易学研究,苏轼易学、张载易学、邵雍易学研究,王弼易学研究,朱熹易学、智旭易学研究,黄道周易学研究,方氏父子易学研究,王船山易学研究,惠栋易学研究,焦循易学研究,等等,几乎历史上著名的易学家或易学著作皆有人研究。主要成果以硕博士论文为主,当然也不乏专著(有的博士论文已经出版成为专著),其中长期被忽略的域外和少数民族易学研究也有所进展。这些研究,不仅可以理清易学发展和易学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当今新的话语系统下,对于重新解释易学文本、传承易学、阐发易学思想和重新建构易学新体系和哲学新体系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科学易兴起与发展

易学有一套整齐的符号系统和由这些符号构成的图式,内涵了与之相关的易学思维,如中和、变通、观象、整体性、对称性、互补性等是易学固有的思维模式。这些传统易学思维对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吸引力,又由于汉代以后的易学是官学,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农学、中医等学科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易学的影响,易学本身借鉴了古代科学建立了新的易学理论。如汉代的卦气理论、爻辰理论、月体纳甲理论等就是例证,此不再赘言。就近代而言,自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科学家、翻译家和学者为了扭转中国积弱落后的局面,积极探寻富兵强国之路,以“以夷制夷”为旗帜,将中国易学与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互诠互鉴,形成了后来专门以易学与科学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易。科学易所涉及的学科除了中医学、农学、天文历法等中国传统学科外,还有近现代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量子力学、光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以科学方法研究易学和以易学方法探讨科学,至民国达到鼎盛,一直延续至今,仍有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专门从事易学与科学关系之研究。如,研究《周易》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研究《周易》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关系,研究易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突出表现在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学、医学等方面。

自然科学与人文易学有各自不同的话语系统,本不属于一个领域,但是,易学仰观俯察、近取远求世界万物而形成的抽象思维方法、符号系统,与自然科学探索自然形成的理性思维、严格的科学方法有同工异曲之妙,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普拉曾将包括易学在内的东方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视为“互补关系”,“它们是不同的,又是互补的。不能通过一个来理解另一个,也无法从一个推出另一个,两者都是需要的,并且只有相互补充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世界”。卡普拉的说法未必那么准确,但对我们理解易学与科学的关系有启发。其实,易学与近现代科学共同的特点皆重视经验,从观测出发,获得知识,然后去解释、认知、探寻外在世界的本质,故二者运用的方法和提出的一些观点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从而为易学与近现代科学双向诠释互动提供了可能性。这是科学易形成的内在原因。科学易以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方法给易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一方面可以用现代科学已经发现的诸如二进制、元素周期律、热力学物质状态方程、质量转化规律、遗传基因密码、天文和星空结构,以至于系统思想等等,重新揭示《易经》科学内容;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对新的自然规律的发现给予某种启示”。同时,科学易淡化了易学中非理性的因素,促使易学走向理性和科学。应该说,科学易研究是易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当今易学研究的困境与存在问题

当今大陆易学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越以往的易学研究,这是可以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易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有待于当今易学研究者思考和解决。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缺乏宏观远大的视野。由于大陆易学研究相对分散,学者个性独立创作性强,就易学宏观重大问题的交叉研究难以达成共识,而个性化的易学研究多缺乏宏观的易学视野,其成果显得片面而零散,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易学体系。如,当今易学大部分是按照学科划分分门别类研究,学者接受的教育和掌握的知识以及从事研究领域不同,故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将《周易》纳入自己熟悉的学科当中,运用所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深入开展易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带有一定的偏向性。这种易学研究的优势在于:拓展了易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易学研究学科化和精细化,与传统不分学科的易学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问题是,将易学分割,易学失去了本来的整体面貌,也不可能形成宏观整体的新易学话语体系。如,由于学者个人知识和能力受限,大多着眼于易学个案研究,其研究往往脱离了整个易学发展的脉络,孤立进行研究个案,只注重个案易学内在逻辑和思想内涵,对于易学史上已有研究成果考察过于粗略,其研究成果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又如,还原式的易学解释是一种秉承传统的学问,对于易学传承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仅仅停留在还原式的解释,做的是对于传统积累的学问,可称为学问家而不是思想家。如何实现由还原式易学到阐发式易学的转变与发展?即如何做一个有思想的学问家,去思考现实世界发展出现的问题?反之,仅仅注重阐发式易学,忽略还原式易学,缺乏深厚之根基,这种无根的理论意义何在?也就是说,面对现实如何做一个有学问的思想家,值得当今学者深思。易学史研究取得一些进展,但其最大的问题是除了早期的一本周易简史外,至今未有一部完整的易学通史。此为当今易学研究最大的遗憾。

再如,中国易学研究者本着易学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往往只关注中国自身的易学发展,对于中国以外地域性的易学所取得的成果和整个东亚易学、全球易学互鉴共同发展的状况关注不够,故其研究成果缺乏宏大、整体的易学学术视野。易学固然起源于中国,其研究重心也在中国,但是“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而言,《周易》并非单纯是中国的儒家经典,它亦是东亚地域的共同智慧,其影响决不局限于中国及儒家,日本、韩国及越南等域外的易学都有客观的发展,而且建立出自己的特色,对易学有所贡献”,作为学术研究,应该理性客观地对待中国以外的包括易学在内的学术。既要看到中国易学历史上对域外易学的传播与影响,又要时刻关注域外易学历史及其所取得的新成果,将个人易学研究与国外易学研究联系起来,使研究具有国际性视野。

其次,缺乏突破现状的新方法。易学发展至今,易学研究范式已经形成,学者按照已有的学术规范和方法研究易学,已经成熟和基本完善。以此学术范式研究易学展现了当代易学特点和易学最高水平,突破了传统经学意义研究的藩篱,对于改变易学形态、创新易学曾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长期运用这种完善的范式研究易学,其“学术规范的程式化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八股,在扼杀思想的同时,也剥夺了学术表达的本有的乐趣”。这不仅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其易学理论本身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也就是说包括易学在内的学术在当今已经出现瓶颈期。如,易学哲学研究者由于长期运用固定的思维模式与方法思考和研究易学问题,缺乏新的思路与方法,往往传述前人思想观点者多,阐述自己观点者少。虽然研究易学对象不同,但研究成果题目和内容却似曾相识。又如,借助于当今法学、管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中医学等学科展开对于易学的诠释,拓展了易学研究思路,然其研究内容往往流于形式,缺乏研究的深度思考,从而遭人诟病。科学易将易学与自然科学结合,是易学研究新的亮点,学者对此曾经充满信心与希望,然而审视其成果,则往往不尽如人意。其最大问题是,易学与近现代科学毕竟是不同学科,表现在科学易研究中,研究者很难文理兼通,研究自然科学者往往对于易学缺乏深入研究,研究易学者则又不熟悉自然科学,故其研究成果中,牵强比附是其大弊。同时,科学易除了发现惊人相似的思想观点之外,又给科学和易学带来了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满意的答案。总之,当今易学研究从内容上说缺乏理论创新。如何冲破这种平庸化的研究,运用新的思维方法、开创新的研究领域、拓展新的研究成果,是当今易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再次,缺乏贴近现实的关切。易学作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经学。以《周易》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象数训诂和义理方法解释《周易》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虽然《易传》提出“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精义入神以致用”的观点,但古代大多易学家仍将易学研究视为脱离现实的书斋中的学问。虽然汉代以阐发《周易》微言大义,为当时新建的汉帝国的巩固和安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宋代学者提出易学为经世之学,力图改变传统易学研究的趋向,却未从根本上改变易学研究的性质。而卜筮、丹道、中医等易学之用,则被称为“易外别传”,与经学视域中的易学有本质之别。近代由于时代的巨变,引发思想家重新思考易学之用,大胆质疑“为学问而学问”的社会价值,开始思考如何将易学运用到富兵强国的实践中,用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点解释易学道器关系,分析中国落后原因在于重道而轻器,提倡用易学道器观发展科技军事,图存救国,并力图借用易学变易理论、辅之以西方进化论实行变法,以启发国人觉醒,但其作用极为有限,而大部分研究易学的学者,往往崇尚纯学术,以“为学问而学问”为自豪。时至今日,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易学研究者仍是主流。大多人文学者认为,与现实相关的易学研究是缺乏深度的、赶时髦的、不会长久的学问。因此,宁愿在书斋闭门坐冷板凳,思考探索易学问题,也不愿意走出书斋,融入现实中去,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思索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易学问题。固然,时代需要纯粹的学者研究纯粹易学,以传承易学文化,阐发易学理论,但时代更需要贴近现实的易学,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去合理解释和有效解决现实的问题,形成独特的易学理论。历史证明,完全脱离现实的学问将失去生命力,易学也是如此,许多易学著作因为脱离现实而失传。当今易学研究需要适度转向,以易学与现实相关的问题为研究对象,更加关注易学中与现实相关的创新理论,这是化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疫情、能源、外交、生态等问题的易学理论,而不是流于一般形式的易学理论。

最后,缺乏实质性的学术互动。当今学术界举办易学学术会议比较频繁,参加会议的学者也比较多,但客观上由于学科和语言存在着障碍,不同的易学学科之间以及中西间的交流互动,往往不那么尽如人意。就学科而言,学者站在不同学科解释易学文本,因所掌握的知识和使用的方法不同,故研究的结果相差甚远,以至于无法沟通。如以自然科学研究易学与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易学,其差别人人皆知,则不必多言。同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易学,因为学科差异,也表现为不能融通。又如还原式的文字训诂的解释与阐发式的易哲学解释,因为专业差异,往往交流也不那么顺畅,甚至缺乏宽容的学术胸怀,有时相互轻视而不相容。前者注重本义,往往轻视缺乏文字训诂的学者;后者重视哲理的阐发,往往攻击前者不懂哲学。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时有发生。中西易学研究,也因为语言、文化和方法之不同而各说各话。即使有交流,也只是与西方少数汉学家交流。也就是说,中国博大的易学文化无法成为大多数西方人文学者熟悉的学术与文化,并与之交流互鉴。总之,反思当今易学,如何克服易学研究的问题,走出困境,由传承转向创新,推动易学发展,是当今易学研究最大的难题。

三、当今易学研究的重建

(一)充实与总结当下已有易学研究

易学研究有许多领域需要深化和完善。如新出土的清华简、上博简、马王堆、海昏侯易学文献,这些易学文献对于理清先秦易学起源和汉代易学史有重要意义,而其中仍然有许多疑难问题悬而未决,需要下大功夫去思考与探讨,因此,出土易学文献研究仍然是当今易学研究的重点。同时,易学史中传世文献的个案研究,也有许多研究难点,如京房、方以智、黄道周、焦循等人的易学对于易学和中国哲学影响很大,但其内容涉及古代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大部分学者往往望而止步,故其研究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这不符合易学开放的精神,应该加强研究。又如前所言易学史研究,目前只有易学简史、易学断代史和某一方面的易学史,而未有一部完整的易学史,易学史整体研究也是一个易学研究方向,出版多卷本完整的易学史著作,势在必行。科学易研究,应当重点培养文理兼顾的复合型人才,以弥补知识的不足,有效地解决科学易存在的问题,建构科学的易学体系。易学当贴近现实,将易学研究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起来,创造贴近现实的易学理论,用之合理分析现实问题和化解当下现实中存在的诸种危机。更重要的是,当下还原式经传注释借助于新出土上博简、帛易本、阜阳汉简取得一些成果,义理之哲学和其他易学也有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当代已有的新的易学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总结和反思,指出存在的问题,吸收合理的研究成果,推动易学向更深层次发展,是当今易学研究的另一重点。

(二)开拓新的易学领域

中国儒家文化历经几千年,在与道学、佛学融合之中,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宗教伦理、民族心理、科技等的形成与发展,也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与中国相邻诸国,研习相同的儒家经典,有相同的习俗和礼仪,与中国长期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互动交流,形成独特文化圈,即亚洲文化圈。时至今日,虽然诸国有自己的语言,其文化传统仍然未变。作为中华文化重要部分的易学,也以不同的方式对韩国、朝鲜、日本、越南、蒙古、新加坡等国家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亚洲许多国家的文化与中国易学有密切的联系,经过亚洲文化圈中的学者对周易的阐释和学术的借鉴、互动,包含易学在内的儒家文化成为亚洲共同文化。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海外易学,如开始从事日本和韩国易学研究,海外有的学者以极高的学术热情,由关注东亚儒家文化开始关注东亚易学。拓宽视野,探讨亚洲文化圈中东亚易学思想、方法共性和差异已经成为今后很长时期内易学研究新的领域。同时,欧美易学研究也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许多欧美研究成果未翻译过来,因此,将欧美易学的思想研究置于全球语境下加以研究也是易学的研究方向。总之,全球化与地域化研究结合是当今易学研究的新领域。

用现代西方哲学思维与方法解读易学,是一种方法创新。西方经过几千年发展,形成了当今诠释哲学、符号哲学、现象学、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体系。而中国从先秦至今,虽未出现过像当代西方那样纯粹的理论化哲学,却更多借解释古代经典谈论哲学问题,因而,中国有深厚而丰富的理论性哲学资源。当今中国除了专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外,还出现了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以诠释学为例,在傅伟勋、黄俊杰、汤一介等学者推动下,出现一批学者以西方诠释学解释中国经典,重建中国哲学诠释学,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成为学界研究的显学。易学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也有一个诠释问题。汤一介先生在建构中国解释学中提出易学诠释学,之后又有个别学者尝试发表了关于易学诠释学的论文。以诠释的方法和话语解读易学经典,令人耳目一新。问题是,如何借鉴西方诠释学研究易学而又不落入西方诠释哲学中心论的窠臼?此为当今易学和哲学研究应该思考的问题。其他符号学、现象学、语言哲学与易学也是如此。这类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以全球化视野中西互鉴,建立新的易学或易学哲学系统,使中国易学或易学哲学真正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对话,让西方了解中国易学文化。因而,中西互鉴语境下的易学研究是易学研究的新趋势。

(三)重建新的易学体系的构想

从易学经典出发,将易学文本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之下,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其解释客观真实,不先立己见、不脱离文本杜撰,以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为我所用,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地融合,建构新易学体系。其可能性在于:西方在哲学诠释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生态学等领域取得显著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易学创新和重建易学新体系奠定了基础。如易学有一套完整的整齐的卦爻象符号,以卦爻符号(象数)解释是易学的传统,运用西方符号学、解释学解构和重构新的易学则完全成为可能。又如,荣格以易学建立心理学,这为我们当下重新思索易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虽然学界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文化和科技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与用当代中西哲学文化和科技知识融合重建易学新体系的目标仍相差甚远。因此,以西方符号学、解释学、心理学、逻辑学及科技哲学,解构和重构易学体系,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易学研究的目标。

构建易学新体系,应具有易学的宏大视野,落实到行动上,除了培养复合型人才外,涉及由“学科分治”走向“科际融合”问题。解决“科际融合”已不是个人学术行为,而是学术团队建设的问题。只有通过协调、组织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团队才能实现“科际融合”。新的易学体系重建,也当赖“科际融合”的实现。

易学新体系建构的大致思路与框架是:始于形上的“道”(或“太极”),“道”(或“太极”)是易学最为重要的概念,是内涵阴阳、生生、整体、形上之易学本体,历代易学家对其内涵均有解释和阐发,易学的道有别于道家以阴静、虚无为内涵的形上之道(或太极)。以“道”“器”关系为核心,并运用现代话语解释之,即以意义与符号、精神与物质、本质与现象、静止与运动、整体与个别、抽象与具体、道德与法制、文化与科技等关系解释道器关系,赋予道器关系全新的内容。

然后,用现代文化知识解释与道器相关的乾元、坤元、生、变、时、中、神、性、情、德、业等概念体系,以此推演出易学思维:法象思维、整体思维、变通思维、中和思维、趋时思维等。再由易学思维建构与易学相关的学科:易学语言哲学、易学解释学、易学符号学、易学心理学、易学美学、易学伦理学、易学生态学、易学中医学、易学管理学等,从而完成由形上到形下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易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虽然这个框架比较粗略和不成熟,但随着中外哲学文化和科技知识的交流,我们可以按照现代哲学方法和话语系统,立足于易学原典,通过整合中西文化科技知识和易学已有的新成果,在深度思考与反复探索基础上,构建起内涵古今中外思想和科技内容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更为科学的易学文化体系,以应对与化解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危机与挑战。这是当今学人应有的责任,也是易学学术文化研究的目标与归宿。

作者:林忠军,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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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8-5 18: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3-8-7 12:57 编辑

客案:

易的产生本来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易学中原本就有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其中有些思想和方法有永恒借鉴意义,但有些思想和方法已不适用于当代社会。

易学问题并不是纯学术问题,我们研究易学的目的,是正本清源,然后吸收、消化、使用、创新。

当代易学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对易经的象数规律没有掌握,在实证考证上无法正本清源。
二、对易经的写作线索、一唱三叹的写作结构缺乏了解。
三、对易经的系统性价值观教育缺乏理论上的理解。
四、歪曲易经寓教于筮的功能,更有甚者,神化周易。

筮法:在易属于游戏式的教育方法,其目的还是传道授业御政。舍此而为,旁门左道。

新时期,易学是传道授业御政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唯一。其最根本的任务,不是借旧瓶装新酒,而是固根本保主干去死枝壮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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