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找回密码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查看: 196|回复: 2

[转帖] 【陈壁生】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23-12-8 03:06: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上)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3-12-07 3:37 已读 231 次 1赞 大字阅读  wangguotong的个人频道 +关注
【陈壁生】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上)


作者简介:陈壁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摘要】“天地之心”是《礼记》与《周易》中的一个概念。唐文明在近期的一系列论文中证明,天地之“心”是一个最高的主宰者,能够创生天地。吴飞反驳了唐文明的观点。回到经典中,详细考察经典中的“天地之心”,可以发现,在气论的背景中,天地之心是指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即人得天地之气最清,所以贵于万物。在传统思想中,圣人德合天地,圣人之“心”,便是“天地之心”的体现。同时,圣人制作六经,使人贵于万物,而又敬畏天道,合于自然。在中国文明史上,正是因为“六经”的尊崇地位,中国文明始终在不断重新理解自然,并且在不断保持一种超越自然与回归自然的张力中前进。


头顶苍穹,脚踏实土,名之曰“天”,号之曰“地”,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境遇。由此自然境遇出发,而有对天地的理解。在中国文明中,理解天地的方式历经迁变,而根据天地来确立人的位置,则古今攸同。然而,天地的哲学,本就关涉宇宙论、圣人、典礼、政教诸种问题,无法概而论之,经典中言“天地之心”,可以作为论述天地的一个切入点。


一、“天地之心”与宇宙创生


近期,唐文明、吴飞二君分别撰文,讨论“天地之心”问题。唐文明连续发表了《仁感与孝应》(2020年)、《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2019年)、《气化、形化与德化——周敦颐太极图再论》(2021年)三篇论文,论述“天地之心”所表现出来的天地的主宰性,并在此主宰性的基础上发展出道德论。


唐文明这三篇论文最典型的特征,是借助朱熹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解说,把“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一本体论问题转化为一套宇宙创生论哲学。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天地本无“心”,之所以要说“天地之心”,是从生成的角度说的,生成是在“仁”的作用之下才能实现,因此天地以生物为心,即是仁。就如陈来在《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中所说的:“朱子发挥张载及尹和靖的思想,提出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这是就仁之本体而言。”(陈来,第15页)陈来的论述从根本上指出了朱子思想的实质。而要把“天地之心”转化成宇宙创生问题,只能借助其他资源,唐文明的《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一文在朱子的基础上发明“天地之心”的学说,所利用的材料主要是朱熹《太极图说解》。唐文明认为:“整个太极图所展示的无非就是一个天地之心,改为叫天地之心图也毫无不妥,甚至更为恰当。具体一点来说,天地之心作用于宇宙化生的每一个环节,作用于太极与阴阳之间,作用于阴阳与五行之间,作用于五行与男女之间,作用于人与万物之间。”(唐文明,第161页)


唐文明认为,朱子的“天理”之上是“天地之心”。他说:“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也就是说,与工夫论层面的心统性情相应,宇宙论层面则是心统理气。”(同上,第153页)。简言之,唐文明创造性解释的要点,是凭借太极图,把“天地之心”提高到宇宙创生的高度,从而去统合理气。理气之所以能够成立,背后是“天地之心”的创生。在这一意义上,“天地之心”的“主宰”性,不止是对人世间生活的主宰,而且是对宇宙之所以形成的主宰。在中国哲学观念中,孟子所言“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典型地彰显了“心”的独特意义,即作为主宰的意义。而唐文明直接以这种主宰的“心”作为宇宙创生的根源,并且直接用“心统理气”来理解朱子,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建构性的“新心学”。


吴飞延续了此前从“生生”的角度理解中国文明精神的思路。在《何谓“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先生商榷》一文中,他不仅从朱子的理论,更从先秦以来的经学、子学传统出发,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向度,并不体现在创世或主宰神上面,而是通过其历史的书写与传承完成的,通过这种生生不息,达到不朽的精神高度,同时也向其天地本心致敬”(吴飞,第54页)。吴飞认为,如果从气化论的角度来看,“天地之心”并不能证明天地有主宰性,天地只是自然生成、自然运转。他说:“所谓‘气化’,既然是对‘感生’与‘万物化醇’的理解,其实就是天地使万物生生;所谓‘形化’,既然是对‘万物化生’的理解,其实就是具体事物之间的阴阳和合繁衍,即万物的各自生生。如此,不必构造出一个宇宙创生论来,反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天地生生之德。”(同上,第48—49页)具体到朱子,吴飞认为承认朱子的“天”有一定程度的主宰性,但是,“朱子也并不认为有一个比理更高的实体是‘天地之心’,掌管着较低的天理,而是更看重理的规定性和气的运动”(同上,第52页)。


从中西文明比较来看,中国传统重“天”而不重“神”,重“圣人”而不重“哲学家”。具体到“天地之心”的问题上,唐文明和吴飞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经典中讲到“天地之心”“天心”往往跟“圣人”联系在一起。如果过度地强调“天”的超越性,往往会削弱“圣人”对天地理解的决定性;如果过分强调历史的自然性,往往会削弱“圣人”对历史进程的意义。简言之,如果忽略“圣人”的意义,则难以理解“天地之心”的真谛。


二、从“天地之德”看“天地之心”


天地本无具体可见的“心”,而经典之言天地之“心”,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直言“天地之心”,见诸《礼记》与《周易》。如《礼记·礼运》有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周易·复卦》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其二是“天心”“帝心”,《论语·尧曰》引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1]之所以要分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原因在于“天地之心”与“天心”“帝心”在经典体系中有不同的含义。在经学的意义上,圣人之言既谨严,且简奥,像“天地之心”“天心”这些用语,都分别有其特殊的含义。


经书中两处言“天地之心”,而其义主要在《礼记·礼运》。这一篇,要在述圣人制礼的基本原则,即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之极则,能自小康而至于大同,自以礼为治而归于以德和民。《礼记·礼运》不是单独说“天地之心”,而是上承“人者,其天地之德”,下接圣人如何制礼以治人:“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郑玄注:“言人兼此气性纯也。”(《礼记正义·礼运》)《礼记·礼运》又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郑玄注:“此言兼气生之效也。”(同上)对于圣人以礼治人,《礼记·礼运》则说:“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在这段经文中,“天地之心”不是一个单独成立的概念,经意明显是从“天地之德”来理解“天地之心”。经文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孔颖达疏云:“天以覆为德,地以载为德,人感覆载而生,是天地之德也”(同上)。此即天地的生生之德。《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地之大德在于生成、养育并成就万物。


郑玄注此句,认为“言人兼此气性纯也”。孔颖达疏云:


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是其气也;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气性纯也”。(同上)


孔颖达之说至为精当。“天地之德,阴阳之交”,此乃人与万物共同得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万物化生。物之为物,各得其性,是天地自然的结果,甚至形体可以转化,如水化为气,蚕变而为蛾,皆是其本性的自然结果。但如果出现猪生象,男变女,在现代生物学中即便有“科学”的解释,在古代人看来则是因政教不善而导致天地之气紊乱,使人、物不能按其自然之性生长。而“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则是人独异于万物,而得人之性。鬼神之会,是人的精神与形体的相结合,惟有鬼神相会,人才能成其为人。“五行之秀气”,即仁义礼智信,禽兽可能得一偏,如羊羔跪乳、鸿雁成行,但惟人而得其秀气,乃能成其为人。《白虎通·礼乐》云:“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正是对《礼记·礼运》此语的概括。


从“天地之德”来看“天地之心”,其义昭然可见。“故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句话不是讨论天地是否有“心”的问题,而是讨论天地所生万物中,人的地位。


经典对“心”的理解,要有二义。一指主宰性,如《孟子·告子上》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里的“心”的功能便是“思”。一指中心,例如《尔雅·释天》云“北极谓之北辰”,李巡云“北极,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时,谓之北辰”,孙炎、郭璞曰“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谓之北辰”是也。(参见《尔雅义疏·释天》)北辰不在天的正中央,但是天围绕着北辰转,所以北辰是天的中心,在这一意义上,北辰是“天心”。很明显,“故人者,天地之心也”,正取后者之义,表明天地生人,人既是万物之一,又是万物的中心。正因如此,孔颖达对这句话作出解释: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者,天地高远在上,临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动静应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肃云:“人于天地之间,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灵,其心五藏之最圣也。(《礼记正义·礼运》)


简言之,说人是“天地之心”,这是一个比喻。天地之中有人就像人腹内有心一样,天地之动静都应于人。在这一意义上,把人理解为“天地之心”,是确定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即天地化生万物,而万物之中人最知、最灵、最贵。


天地化生万物,万物皆得天地之气以生,理论上说,万物面对天地,都是平等的。但中国文明中,从一开始便论证了人既是万物品类之一种,同时又脱颖于万物,独异于万物。万物之生,皆得其自然之性。荀子、董仲舒、班固都对人在天地之间的独异性有过充分论证,其说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如《荀子·王制》云: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国学复兴 文化传承 兼容并包 百家争鸣
回复
分享到: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3-12-8 03:08:00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中)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3-12-07 3:38 已读 379 次 1赞 大字阅读  wangguotong的个人频道 +关注
【陈壁生】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中)


作者简介:陈壁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汉书·董仲舒传》云:


(董仲舒对汉武帝问)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汉书·刑法志》云: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


这些对人之所以“贵”于万物的论证,其论证方式各自不同。事实上,诸子之学在论证人之异于禽兽者方面,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但在“天地之性人为贵”问题上,论证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人有“知”(类似于理性)、有“义”(类似于道德),因此有人伦;二是人能够役使、利用万物以自存、自养、自我发展。在这种论证中,人之所以“贵”,首先不是因为人有任何神性,或任何成神的可能。事实上,自“绝地天通”之后,人神不再杂居,人已经成为人本身,生、死都不再成神。其次,人也不因为缺乏神性,而与天生的其他动物一样,成为众生平等中的一个种类。只有到了佛教兴起,在神不灭论的影响下,人之神与其他众生的“神”平等轮回,人才可能成为众生之一。最后,人也不因为自身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成为泯然于自然的万物之中的一物。只有在道家思想中,人才融入自然,而无所贵于自然的万物。儒家思想一直强调,因为人所禀天地之气清,故能群,有人伦,所以异于万物,能够役用万物。


强调人的独异性,在将人内在于天地万物的同时,也使人跳脱出天地万物之外。一方面,荀子所说的人“有义”“能群”,董仲舒所说的“人有人伦”,班固所说的人有“五常之性”,都是对人的本质性规定,也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荀子所说的人能以牛马为用,董仲舒所说的人能利用植物、动物,班固所说的人能役物以为养,则是认为人超出自然万物,并对万物有主宰性。


人作为“天地之心”的意义,正是既为天地所生的一个种类,又超出天地所生的其他万物。人之所以是“天地之心”,是因为人所禀“天地之德”而来的“气”与“性”最为精纯,故有仁、义、礼、智、信之性,所以,能受天地日月、山川河海的恩惠而祭祀天地群神,能因天地所生之草木鸟兽而利用之以厚生之。


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有人伦,有道德,而人伦道德则植根于自然。在“天地之心”的界定中,人与天地的关系,包含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人生于天地而独异于万物,尤其是一旦人结合在一起而有政治,更产生了巨大的凌驾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人之所以为人,是人内在天然有五德,而五德使人能够敬畏、顺从自然。在中国文明中,自然与人文,始终处在一种巨大的张力之中,秦皇汉武,求仙成神,六朝五代,征伐不休,人藐视天神、毁弃人伦的一面,在历史中不断发生。但是,正是圣人之教定义了人性的本质,规定了人与天地的关系,而服从圣人之教的王者之政实现了人性的本质,实现了人与天地最好的关系。圣人之教与王者之政结合在一起,惟在二帝三王的时代,这也使二帝三王的时代成为中国文明永恒的原点。


《礼记·礼运》之外,《周易·复·彖》也有“天地之心”:“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李鼎祚《周易集解》云:


虞翻曰:坤为“复”。谓三复位时,离为“见”,坎为“心”,阳息临成泰,乾天坤地,故“见天地之心”也。荀爽曰:复者,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见天地之心”矣。(《周易集解纂疏》卷四)


虞翻、荀爽都及于十二消息卦,以卦象来解释“天地之心”四字。复卦的含义是往来更生,因此,“天地之心”是表示天地之端倪。正因如此,“天地之心”,是天地之元、始。其后,王弼注复卦云:“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周易注·复》)王弼以天地以“本”为心,本即是静。这是非常玄学化的理解。后来程颐注此,又云:“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周易程氏传·复》卷二)程颐一反王弼,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程颐、朱子之论“天地之心”,基本上都是据《周易》,而非据《礼记·礼运》。然而不管是虞翻、荀爽还是王弼,抑或是程颐、朱熹,他们对复卦的解释当中都不认为有一个独立的“心”去创造天地、化生万物。无论是《礼记·礼运》中的“故人者,天地之心也”,还是《周易》中的“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义虽不同,但都不是宇宙创生问题,也不可能导出天地有一个实存的“心”。


如果说“天地之心”是指天地之中,即作为三才之一的人,那么直接言“天心”有两种含义:一是据天之主宰性言,“天心”指天意,二是据天地生生之德言,“天心”指“仁”。


据天的主宰性而言,“天心”常常是“天意”的另一种表达。“天心”有两种表述,一是“天心”,一是“帝心”,因为上帝也是天。《论语·尧曰》言“帝心”:“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郑玄注:“简阅在天心,言天简阅其善恶也。”(《论语注疏》卷二十)何晏注:“言桀居帝臣之位,罪过不可隐蔽。以其简在天心故。”(同上)


此之“帝心”,与《礼记·礼运》“天地之心”之义完全不同。“帝臣”即天之臣,指天子。因此,皇侃疏“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云:“帝臣,谓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犹臣事君,故谓桀为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显著,天地共知,不可阴蔽也。”(《论语义疏》卷十)在这里,经文的“帝心”、注文的“天心”,都表明天子之善恶,在天的面前无所遮蔽,昭然于世。又,《大戴礼记》言成汤之事云:“成汤卒受天命,……发厥明德,顺民天心,啬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诸侯,作八政,命于总章。”(《大戴礼记·少闲篇》)卢辩注云:“发其明德而顺天之心。”(《大戴礼记补注》卷十一)


此处之“天心”基本上等同于“天意”。《尚书·吕刑》云:“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王符引此经,并云:“将致太平者,必先调阴阳;调阴阳者,必先顺天心;顺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明选而已矣。”(《潜夫论·本政篇》)此之“天心”也几乎等同于“天意”。在纬书中,也有大量言“天心”者。《易纬乾坤凿度》云:“知生化柢,晤兹天心”,郑玄注此句为“与天同生,知化之本柢。晤,晓也。天垂万化之心,令群物不息柢本也”(《纬书集成》上册,第65、66页)。《礼稽命征》曰:“王者制礼作乐,得天心,则景星见。”(《纬书集成》中册,第510页)又云:“出号施令合民心,作乐制礼得天心,则草木有益于人者,长以养民。”(同上,第511页)《乐动声仪》云:“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同上,第537页)


上述几处注文都是圣人、王者据天命以行政教之言。“天心”并非指在天地之外有一个神作为“心”来主宰人世间的活动,而是指天本身作为万物的创造者,自身具有主宰性。同样,“天意”“天命”并不是说有一个“心”可以下达命、意,而是圣人、王者的政教,符合天地万物本性,由此而体现天的意志。


据天地生生之德言,“天心”指“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云:“仁,天心。”天地有生生之德,自人观之,此生生之德即是天地之大德,因此,“天心”是“仁”。这一判断,是人的意志加于天地的结果。而“天心”既然是“仁”,则常以灾异、祥瑞参与人间之事。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有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正因为“天心”是“仁”,故人君政教不善,就会出现灾异,灾异是天对人君政教的谴告。


至此,“天地之心”与“天心”的差别已经非常明确。先看“天地之心”,在所有宇宙生成论中,天地都是同时而生的,有形质的天地构成了一个空间结构,这个空间结构中的“心”只能是一个比喻。而《礼记·礼运》所说的“人者,其天地之心”,把天地之心落实在“人”上,强调人在天地之间贵于万物。再看“天心”,无论是经典还是历史,都有“天心”而无“地心”,有“天意”而无“地意”,有“天命”而无“地命”,因为天尊于地,支配地,也支配人,所以,“天”的单独存在,不但是客观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是“自然之天”或“主宰之天”,可以有心、有意、有命。


三、圣人之“心”


从“天地之德”来理解“天地之心”,天地本无心,但人之所以为“天地之心”,是因为人禀天地之清气,有五行之性,故能独异于天地,成为天地之“心”。沿着郑玄的注解可以看到,人之所以是“天地之德”,是因为禀天地之气,性纯,而之所以可以说人是“天地之心”,则是气、性纯之效验。气之纯者,是天地之生、阴阳之交之气,人得其纯,性之纯者,是鬼神之会而为人之形,五行之秀而有人之性。


人以其气性之纯,而为“天地之心”,而在作为类别的“人”之中,圣人又是禀天地之气之所至纯者。因此,圣人的存在,是“天地之心”最典型的表现。


儒家经典之言“天地”,往往与“圣人”并言,以圣人能参天地也。《周易·系辞下》云:“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孔颖达疏曰:“‘天地设位’者,言圣人乘天地之正,设贵贱之位也。‘圣人成能’者,圣人因天地所生之性,各成其能,令皆得所也。”(《周易正义》卷八)圣人能够参于天地,使群生各得其所生之性。圣人之教,皆因天地之道而为教。《周易·豫·彖》云:“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周易·颐·彖》云:“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系辞上》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每有言圣人之教,则必则于天地。《礼记·礼运》云:“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又云:“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礼记·经解》云:“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圣人制法,法象莫大于天地,因为只有圣人才能够与天地合其德。


圣人以其得天地之气之至纯,故能知天地之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这里的“大人”即是圣人,圣性得自于天,故能与天地合其德。而圣人的特征,是“通”,即通于天地。《白虎通·圣人》云:“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大戴礼记·哀公问》云:“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正因为圣人能通天地,故能够理解、通达天地之心。《论语·季氏》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于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董仲舒说:


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春秋繁露·郊语》)


要敬畏圣人之言,因为只有圣人能见“天地神明之心”,而凡人不能见之。《诗经·长发》云:“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毛诗正义》卷二十)“帝”即天也,故毛传云:“至汤与天心齐”,郑笺云:“帝命不违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汤而当天心。”(同上)汤能当“天心”,是言汤与天地合德。而孔子圣性,过于尧舜,故《演孔图》云:“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纬书集成》中册,第580页)圣人之为圣人,不是因为内在有圣德,而是通过“制天下法”而成就圣人,孔子之为圣人,是通过删削制作“六经”而成为圣人,而删削制作“六经”,则是彰明“天心”的行为。
国学复兴 文化传承 兼容并包 百家争鸣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3-12-8 03:08:57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下)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3-12-07 3:38 已读 508 次 1赞 大字阅读  wangguotong的个人频道 +关注
【陈壁生】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下)


作者简介:陈壁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朱子甚至直接把圣人之“心”等同于“天地之心”。“窃谓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见,则圣人之心亦可见……故尧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汤之救民于水火,文王之视民如伤,是皆以天地之心为心者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在朱子的思想中,天地之“心”是“仁”,人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而圣人之“心”无疑最合于天地之“心”。朱子甚至说:“万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圣人之心。天地之生万物,一个物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圣人之心自然无所不到,此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朱子语类》卷二十七)朱子主张天地生万物,一物、一人之心,都是“天地之心”的分殊。而天命之性,圣凡无别,凡人可以学圣人之学,学至圣人。因此,每个凡人之心中都有一个圣人之“心”。就此而言,圣人之“心”最为纯粹地合于“天地之心”。


圣人之所以能够则天而行,因为圣人乃由天生,圣性乃自天授。在这一意义上,同于天道、行天所命、合于天德的圣人,是真正的“天心”。也就是说,自天观之,“天心”在北辰;自人观之,“天心”在圣人。


概括而言,天地既有“心”,又无“心”。天地无“心”,天地之“心”是天地之中,犹如天体围绕北辰而运转,则北辰为“天心”,人的思虑动作,皆由心发,则为“人心”。所以,“天地之心”只是比喻人在天地中的地位。但是,天地又有“心”,因为人中之独秀者圣人,得天地之气、性之最纯最正,所以,圣人的存在并非天地之心本身,却是“天地之心”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表现在形貌上,圣人形貌大体与常人相同,但有“异表”,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圣人的“圣性”上,即圣人之“心”合于天地之“心”。在这一意义上,“天地之心”可以简化为“天心”,因为圣性实得自天而非得自天地,所以可以用“天心”来表示天志、天意,而圣人之心本身不是天心、天志,却是天心、天志在人世间的具体表现。


而作为“天地之心”的“圣人之心”,其表现即在“六经”。


四、“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


经之为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圣人制作。不论是把经书理解为圣王时代的王官学,还是理解为孔子所立的一王之法,保证经之所以为经者,都是因为圣人的创制。可以说,圣人之性来自于天,而圣人之德合于天地,才能保证“经”的精神、思想、制度是来自天的“常道”。中国思想传统,自先秦而至明清,实以“圣人”为最高范畴,甚至可以说,中国思想史就是在对“圣人”的理解中展开。


圣人之“心”表现了“天地之心”,而“六经”则是圣人的制作。因此,汉人旧说中屡言“六经”是“天心”。“六经”之所以是“天心”,因为“六经”是德合天地的圣人,以其圣人之心统合天地之作。最典型的说法是汉成帝初即位,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云:


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


匡衡将经典分成两类,一类是“六经”,所以正天人之理,一类是《论语》《孝经》,是圣人之言行。详考匡衡之说,他并非认为有一个“天地之心”。“六经”是圣人统“天地之心”之作,在匡衡上疏中,根本没有“天地之心”这样的概念。在匡衡的话中,“天地”与“之心”应读断,也就是说,“六经”是圣人所以统天地的那个(圣人的)“心”。“六经”是圣人定义天地、善恶、吉凶、人道的产物,而这种定义的目的,实质上是定义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也就是说,圣人制作“六经”,就是为了揭示、匡正、恢复万物的自然本性。


除了匡衡,翼奉上疏汉元帝时也说道:


臣闻之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


翼奉认为天地运行,其中有道,圣人则其道,作“六经”,六经都是王治。贤人根据圣人的“六经”,治理天下,便可以“考天心”而言王道。在翼奉这里,“六经”之所以能够“考天心”,正是因为“六经”是圣人所作,圣人之“心”合于“天心”,而圣人之“圣”,本来自于天。


在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所禀天地之气清,故人最灵、最贵。但也因为人有觉知,有人伦,能“群”,人类的知觉活动,往往会破坏、毁灭万物的内在秩序,其中政治活动尤其典型。


圣人的立法权来自圣人德合天地。圣人之“心”合于“天地之心”,因此,圣人之法可以统天地之“心”,使天覆地载,万物各从其性。简言之,如果万物各顺其性就是自然,而人类的知觉活动,包括情、欲等活动不断与自然发生紧张,而且政治上的暴政与战争,人伦上的弑父与弑君,技术上的发明与创造,不断在破坏自然的内在秩序,那么,知天的圣人所制作的法度,就是在不断地重新定义自然,使人类世界重新回归自然。正因如此,匡衡所说的“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的“六经”,作为圣人制法,目的正在于使天地万物“不悖于其本性”。


“六经”之所以能够“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考“天心”,因为“六经”本身表现了天地之“心”。以《诗经》言,《诗纬·含神雾》云:


《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版,藏之金府。(《纬书集成》中册,第464页)此言《诗》是天地之“心”,与翼奉所云“《诗》有五际”,可以“推得失,考天心”相合。这里的天地之“心”之意,是言圣人作《诗》,能够体现天地之“心”。《书》始于《尧典》,皆二帝三王政教之迹,经过孔子删削,列在“六经”,二帝三王、孔子之“心”,即天地之“心”。


至于礼乐,“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圣人制礼作乐,以应天配地,礼主“天地之别”,乐主“天地之和”。所以,礼乐是圣人根据天地之道,制作以使天地之所生各顺其性者也。


至于《周易》,《礼记·祭义》云:“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孔颖达疏云:“‘立以为《易》’者,圣人谓伏羲、文王之属,兴建阴阳天地之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阴阳,以作《易》。”(《礼记正义》卷四十八)也就是说,《周易》是圣人本于天地阴阳,观察天文地理而作,则其所作也合于天地。《周易·说卦》也有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周易》也统天地之“心”也。《易纬·乾凿度》云:


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征。易历曰阳纪天心。


郑注:易,犹象也,孔子以历说易,名曰象也,今易象四篇,是纪古说。(《纬书集成》中册,第43—44页)


纬书和郑玄注认为,孔子之说《周易》,也是表明“天心”之作。至于《春秋》与《孝经》,《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郑玄注云:“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经固足以明之。”(《礼记正义》卷五十三)郑玄又注云:“性至诚,谓孔子也。‘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同上)《春秋》《孝经》是孔子以至圣之资,经纶天下,立其大本之作,而此二经,皆能知天地之化育。


匡衡所说的“六经”是“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翼奉所说的“六经”可以“考天心”,表明了“六经”的性质,即圣人本天地之道以制作“六经”,以“六经”的精神、思想为治,则天地万物不失其本性。而天地万物不失其本性,就是最大的“自然”。


结语


对于“天地之心”,《礼记·礼运》有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周易·复·彖》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甚至《演孔图》云:“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纬书集成》中册,第580页)经记之言,简朴典奥,汉师之说,极其精华。单看文意,这几处“天地之心”“天心”并没有一致性。如果不详考诸文,很容易以之为率尔之言,或将之当成“话头”进行发挥。但是,如果仔细考虑诸文的内涵便会发现,文意的表面差异并不妨碍经典体系的内在一贯性。


而本文工作更偏重于发掘“天地之心”的文明意义。这是因为,儒学的现代处境,实质上便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处境。“天地之心”的文明意义,在于贞定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价值,使人独异于群生。而圣人既为人中之一,又异于众人,其所异者正在于德合天地。圣人通过制作法度,定义了“自然”的意义,并经由王者政教,使人类生活始终在自然与人为中保持一种平衡。圣人之法,遗在“六经”。作为中国文明的大经大法,“六经”正是因为其在漫长的历史中获得的尊崇地位,方使中国文明始终在不断重新定义自然,并且不断保持一种超越自然与回归自然的张力中前进。


【注释】


[1]《墨子·兼爱下》引作:“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孙诒让,第121—122页)


【参考文献】


古籍:《白虎通》《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义证》《大戴礼记》《大戴礼记补注》《尔雅义疏》《汉书》《礼记》《礼记正义》《论语》《论语义疏》《论语注疏》《毛诗正义》《孟子》《墨子》《潜夫论》《尚书》《荀子集解》《周易》《周易程氏传》《周易集解纂疏》《周易正义》《周易注》《朱子语类》等。


陈来,2015年:《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载《江海学刊》第3期。


《潜夫论笺校正》,1985年,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


孙星衍,1986年:《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


孙诒让,2001年:《墨子间诂》,中华书局。


唐文明,2019年:《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王先谦,1988年:《荀子集解》,中华书局。


《纬书集成》,1994年,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河北人民出版社。


吴飞,2022年:《何谓“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先生商榷》,载《哲学动态》第8期。
国学复兴 文化传承 兼容并包 百家争鸣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