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理”与“旁通”:从戴震到焦循的自然主义哲学转向(下)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3-12-23 1:45 已读 870 次 1赞 大字阅读 wangguotong的个人频道 +关注
姚彬彬:“条理”与“旁通”:从戴震到焦循的自然主义哲学转向(下)
由此旁通等模仿算术规则的“实测”方法,附之以联想性的义理发挥,焦循打通了《周易》六十四卦而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符号诠释系统,在易学上实现了以追求“通贯”为鹄的的基本理念。他的哲学整体追求尚不满足于此,进一步,他又以其所赋予《周易》的义理思想为核心,试图统贯儒家全部经义,焦循平生述作,尤重以《易》理阐《论语》《孟子》之微义。其《论语补疏叙》谓:自学《易》以来,于圣人之道稍有所窥,乃知《论语》一书,所以发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盖《易》隐言之,《论语》显言之。其文简奥,惟《孟子》阐发之最详最鬯。……以《孟子》释《论语》,无不了然明白。至《论语》一书之中,参伍错综,引申触类,其互相发明之处,亦与《易》同。(《焦循全集》,第2505页)焦循释经之法,仍然采用传统的训诂学形式,但实质上已表现出比较哲学的径路。如他为了阐释其极为看重的《论语》中“一以贯之”之语而撰写的《一以贯之解》认为,此语通于“《易传》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并进一步发挥说:“‘何思何虑’,言何为乎思,何为乎虑也。以途既殊,则虑不可不百,虑百则不执一也。……贯则不执矣,执则不贯矣。……‘一以贯之’,则能通天下之志矣。”(同上,第5798页)有学者统计焦循著述,见“其以《易》理,贯彻说明于群经中,计有《毛诗》《礼记》《论语》与《孟子》等”(张晓芬,第56页),以进一步寻得互通发明之理。近代学者缪篆释《易》深受焦循易学启发,其以《周易》为“公式”之书,而《论》《孟》等著作为“例题”之书。(参见缪篆,第36页)焦循显然即由此“公式”与“例题”的关系,建构了一个以《周易》为核心,视儒门群经为整体的庞大解经学体系。
焦循哲学之总体特质,诚如程钢所称:“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关于宇宙整体的动态画面:它是由一系列简单的元素经过不断的有序的进化积累生成的,而且一直处在生生过程之中,它没有终结之时,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扩大自身的系统。”(程钢,第87页)焦循所建构的这一套“系统”,虽然主要试图解答儒门古经的微言大义、何为圣人之道,乃至古今治乱循环规律等这些中国古典哲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但他毕竟也关注到了自然界之“物”的重要性,曾在《述难五》篇中以医道为喻,言治学之旨趣:善医者,能各审其人之病,而无我之心,则必于阴阳、表里、虚实之故,骨空、经脉、营卫、度数之理,金石、水火、飞潜、草木之性,无一物不深索而穷究。不名一物,而无物不明。……学者述人,必先究悉乎万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条理缕析分别,不窒不泥,然后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长,且亦不敢苟也。(《焦循全集》,第5765页)按“自然主义”之基本定义,当然亦应将解释万物之理纳入其哲学体系,焦循虽确有这方面的关切意识,但尚未展开这方面的全面思考。事实上,焦循借以建立理解世界的系统,即《周易》的卦爻符号运动体系,如牟宗三说:“《周易》全是以‘卦象’或‘符号’来表象世界。卦象间的关系即是表示世界的关系;解说卦象即是表示吾人对于世界之知识。”(牟宗三,第2页)但是,这种解释是一种“后见之明”,而非具体知识本身的创生,因此,沿着焦循的思路继续思考,自然界的“万物之性”问题,其中亦当存在“异者相易而为同,小者旁通而为大”的内在普遍联系规律。若视《周易》为“本体之书”,世间万物的存在则构成另一本“自然之书”,彼此间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但又并行不悖,皆可用“实测”的方法印证于圣人“一贯之道”。
焦循易学利用数学形式阐释他对世间万事万物规律和原理问题的理解,确实表现了他天才的预见性。尽管因彼时西学之输入尚未成潮流,故焦循本人亦未必对此清晰地呈现出理论自觉,但这确实是这一哲学架构的题中应有之义。近代新儒家马一浮则有见于此,在其“六艺统摄论”的构想中明确提出:“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这是因为:“今人以数学、物理为基本科学,是皆《易》之支与流裔。以其言皆源于象数,而其用在于制器。《易传》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凡言象数者,不能外于《易》也。”(马一浮,第25页)当然,这绝非是说《周易》里面包括了自然科学的一切内容,而是《周易》的哲学精神可消化西方自然科学,作为开放性的系统而存在。这一思考向度的历史意义或在于:在中国固有哲学思想体系中为西方科学技术寻得容身之所,为科学技术赋予合法性,至少不应再将其视为“奇技淫巧”之类;同时,通过彰显这种包容和统摄的能力,强固本国固有哲学思想之主体性。
三、结语
乾嘉时期部分朴学学者的义理学探索又被称为“新理学”或“新义理学”,这确有一定理据。就戴震哲学而言,他强调人类情欲的存在合理性,乃至认定“条理”蕴于世间事物的复杂交互关系之中,否定独断论式的“天理”观念,这是明清以降“早期启蒙”思潮的直接表现。即使对清代哲学总体评价不高的钱穆,也承认“求平恕,求解放,此乃乾、嘉诸儒之一般意见”(钱穆,2019年,第8页)。戴震哲学固然开启“新义理学”的总体价值取向,但其表达方式,尚未摆脱宋学思辨方式的“旧途径”。
在焦循的易学与经学中,显然已表现出不同于宋明义理学的新思维方式,即借鉴数学这种绝对的“客观知识”找到一些总体性的原理,来解释一切经义乃至把握世间万事万物的枢机,这可称为一种相当成系统的自然主义哲学。焦循虽平生治学强调“通核”(《焦循全集》,第5768页)精神,不主张泾渭分明地划分汉宋学术之畛域(参见同上,第2499-2501页),但细究之,他的基本思路恐怕还是受汉代思想的启发多一些。顾颉刚总结汉儒解释世界的基本思路:“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其结果,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顾颉刚,第1页)这其实也是汉代象数易学理解世界的总纲所在,这已可看作一种较为初阶的自然主义的哲学径路。焦循深研汉易,但汲取其中之精神,扬弃其旧形式而另辟蹊径。焦循之学与汉儒不同之处在于,他所致力找寻的“原理”基于“实测”的数学思维,而汉儒之学立足的“原理”(主要是阴阳五行说)则是较为原始的自然观念。当然,二者的“原理”在应用过程中都难免有一定牵强附会甚至失之汗漫之处,这也许是古今追求整齐“系统”的自然主义哲学都难以避免的弊端。
焦循哲学所呈现出近代性理路,于后世思想者亦颇有启发,侯外庐指出:“焦氏在哲学上的有关同一、相对的理论,是一种商业世界的观念的预觉,是谭嗣同的商业式的‘仁学’的先行者。”(侯外庐,第557-558页)虽然焦循、谭嗣同的思想与商业是否有直接关联或可见仁见智,但谭嗣同追求“通”的径路,乃至在具体的思维方式上都与焦循高度类似,若合符节,谭嗣同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具体表现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而“通之象为平等”。(参见《谭嗣同全集》,第291页)认识“通”或“平等”的方式亦要经过类似数学思维的“参伍错综”,并试图“用代数演之”(参见《谭嗣同全集》,第292页)。谭嗣同《仁学》旨趣,试图将宗教、哲学、科学冶为一炉,而实现“道通为一”。这种自然主义哲学径路将近代性因子更加直接地表达出来。焦循所建构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有意识地追求“客观知识”的径路,并且也确实深入研究和借鉴了彼时尚属新兴事物的西方算术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彰显了《周易》哲学精神的开放性,在所处的“前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为探索中国哲学走向会通中西、特别是为如何消化西方科学“实测”精神的理论问题开启先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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