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4-2-5 08:01 编辑
那我告诉你，我是如何断代的。
我是先用推步术拟制出历谱，从上元年的上元日开始，历谱哪一年有闰月、哪一年有十四月、哪一年的建正是什么，这三者是固定的，提前推出的，历法中是不能更动的。比如，上元是在前2373年5月26日立夏，即殷历正月初一巳月甲子日，后来的年份凡是（黄昏东方地平线能见到大火星），正常置闰，建正一般为巳、辰之月。当建正跑出两个月到卯月后（黄昏东方地平线见不到大火星），非闰拍年不管，但于闰拍年必用十四月返回到巳月。然后，再用甲骨和青铜历日填空。从下面的卜辞可以看出，每隔不几年，就有一个卜辞存在，基本上卡死了周祭的周期。即周祭的周期也不能过于随便定36或37旬，要通过计算来定哪些年份是36旬，哪些年份是37旬。整个帝辛52祀，36旬周祭不会超过10个，多数是37旬。
在这个历谱中，你可以看一看，十祀征人方有没有唯一性。即在帝乙和帝辛世中，有哪一年的九月月首为甲午，且文王之父季历于文丁世去世（文丁杀季历），而文王即位于BC1099年。
用“周文王五星聚”可以推導出周文王受命年：“西元前1049年是周武王元祀，……周文王受命之年為西元前1059年。” 周文王在位50年，周文王50祀在周武王元祀的前一年，即前1050年，所以前1065年應為周文王三十五祀，前1099年应为周文王元祀。 見於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頁218。
《帝王世纪》中说: “文王在丰,九州之诸侯咸至,五星聚于房。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纣王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关于有十四月的年份，你可以看出，在帝辛世有三个，这都是提前推出的，而不是据甲骨或金文所定。《集成》4138是个有十四月的年份。“癸巳。𢦚商小子貝十朋。才上虞。隹𢦚令伐人方敏。賓貝，用乍文父丁尊彝。才十月四。”
你不会以为这是偶然的吧？至于王恩田先生所云，《集成》4138的历日不是”十四月“而是”十月彡“，根本不可能，任谁来排周祭谱，整个帝辛52年，十月份几乎没有彡祀这一祭典，到了最后的两三年，可能彡祀刚出现，但也没有”十月癸巳彡“。
四、《殷曆新譜》觀照下的十祀征人方年代
學者熟知的商代晚期十祀征人方戰爭，學界存在發生於帝乙或帝辛世兩種觀點。十祀征人方究竟發生在帝乙世還是帝辛世呢？在《殷曆新譜》的觀照下，發現該次戰爭只能發生於帝辛世。
判斷方法如下：
記載商末征人方的《合集》36482卜辭有十祀九月甲午日，《合集》37856記載有十祀十月甲午日，《英國所藏甲骨集》（後文簡稱《英藏》）2563記載有十祀十二月甲午日,十一祀正月有丁酉。按年終置閏法，從十祀九月甲午到十月甲午共61日，九月和十月應該一個月長30日，一個月長31日，九月甲午為月首，十月甲午為月晦。
誠如學者們所言，十祀征人方當為帝乙或帝辛世戰爭，將十祀九月甲午朔，放到誤差兩天的範圍內，檢查《殷曆新譜》前1099年（文王受命年）至前1039年（武王克商年）之間的殷曆九月朔日干支，發現只有三個年份適合：前1092年殷曆九月朔日為甲午，前1082年殷曆九月朔日為丙申（誤差兩天），前1056年的九月朔日為乙未（誤差一天）。《古本竹書紀年》記載：“（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曆伐翳徒之戎。……文丁殺季曆。”周文王即位於前1099年，其時應在文王之父季曆去世不久，前1099年要麼在文丁世，要麼距文丁去世不遠。前1099年至前1092年只有8年，所以，前1092年既不會是文丁十祀，也不會是帝乙十祀，更不會是帝辛十祀 ，可以排除該年為商末征人方年份。十祀征人方只能在前1082年或前1056年。《英藏》2563顯示十祀征人方年份十二月有甲午，十一祀正月有丁酉，即十祀征人方年終沒有閏月，而曆譜顯示前1056年有十三月，所以，十祀征人方不可能在前1056年，只能確定在前1082年，該商王元祀當在前1091年。
前1091年屬於帝乙世還是帝辛世呢？當屬於帝辛世，原因有三：
（一）《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帝辛在位52年，帝乙在位9年。從前1091年到前1039年，以殷曆算，恰好52年，這一段應是帝辛在位年。前1100年到前1092年，恰好9年，此當為帝乙在位年。因《今本竹書紀年》可靠性不強，其條文只能做線索，不能單獨證成，還須以其他依據為證。
（二）可以通過《帝王世紀》、《尚書大傳》、《今本竹書紀年》、《金樓子》和《逸周書•豐保解》校讀驗證。
1.《今本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於豐。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於周，遂伐昆夷。”[ [梁]沈藥注：《竹書紀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0303冊，頁0021。]
2.《資治通鑒外紀》卷二引《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宋]劉恕：《資治通鑒外紀》，《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0198冊，頁133。]
3.《尚書大傳》記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玄雲：“犬夷，混夷也。”[ [漢]伏勝：《尚書大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0068冊，頁0400。]
4.南北朝時期的梁孝元皇帝（蕭繹）所著《金樓子》記載：“四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文王在酆,九州諸侯咸朝。”[ [梁] 孝元皇帝，《金樓子》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0848冊，頁0799。]
5.《逸周書•豐保解》：“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於周，王在酆。”[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93-194。]
查《殷曆新譜》，知前1058年為帝辛三十四祀，當文王受命二年；前1056年為帝辛三十六祀，當文王受命四年。《今本竹書紀年》認為帝辛三十四年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春周伐昆夷。《尚書大傳》記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即昆夷）對此給予印證。“昆夷伐周”與“周伐昆夷”本是不同年份的兩件事，但是《帝王世紀》混淆了二者的不同，把本應是文王四年“周伐昆夷”的事，誤為“四年昆夷伐周”，年份有誤，當以《尚書大傳》所記為確，但月份“周正月丙子朔”應有現在尚未知的文獻來源，當是昆夷伐周的月份，不可輕忽。文王二年昆夷伐周在前1058年，當帝辛三十四祀，該年殷曆正月為巳月，八月建亥，朔日為“丁丑”，與“丙子”誤差一日，周曆該日恰為“正月”朔日（《今本竹書紀年》作者誤以為殷曆岁首为丑月，周曆歲首為子月，將周正月丙子朔，推作殷曆十二月，實為殷曆八月）。文王受命四年為前1056年，當帝辛三十六祀。《金樓子》“四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文王在酆,九州諸侯咸朝”與《逸周書•豐保解》“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於周，王在酆”記載的是同一件事，《豐保解》的“二十三祀”是文王“四十三祀”的訛誤。對比復原周曆，文王四十三祀為前1056年，該年周曆正月朔為“辛丑”[ 范清冰：《曆法觀照下的何尊與營建成周紀年問題——兼與王占奎先生商榷》，《中國民族文化研究》，2017年第11期。]，與庚子誤差一日，在允許範圍內。
上述校驗結果表明，文王四十三祀，當文王受命四年，又當帝辛三十六祀，時間在前1056年。由前1056年帝辛三十六祀到前1039年初，恰為帝辛五十二祀。
（三）貞人“逋”黃組卜辭可證帝辛在位高達44年以上。
前文已證十祀征人方當屬帝辛世戰事，還有一些卜辭可證帝辛在位時間超過44年。黃組卜辭中的貞人“逋”曾在有關上
之戰的甲骨《合集》37885、35891中出現過，貞人“永”既出現在上
卜甲《合集》36848中，也出現在十祀征人方卜辭中（《英藏》2525+《合集》36494+《合補》12877+《合集》36490+《輯佚》780+《通別二》4.8）[ 殷得昭：《征人方卜辭新綴四則》，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888.html，2013年1月16日。]，所以，貞人“逋”與“永”均應是與帝辛世相同或相近王世的人物。研究過黃組卜辭周祭排譜的學者會發現，根據黃組周祭週期為36旬或37旬的規律，有著貞人“逋”的《合集》35749只能存在於帝辛44祀以後，如嚴一萍先生《續殷曆譜》置《遺珠》245（即《合集》35749）於帝辛46祀[ 嚴一萍：《續殷曆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1月，頁316。]，佐證帝辛在位達44年以上。《殷曆新譜》與嚴一萍先生的《續殷曆譜》雖然不同，但把有關貞人“逋”的卜辭置於帝辛晚年，還是一致的，因為這是由周祭規律決定了的。
綜上所述，帝辛在位52年是可信的，十祀征人方只能置於帝辛世。
帝辛52祀在前1040年至前1039年，說明武王克商在這一時段內。
由此，讀者們可以發現，本文所用殷曆建正遊移於卯辰巳三個月，西周曆法建正遊移於亥子丑三個月，兩種曆法有不同之處，但是，兩種不同曆譜比對不同的商周青銅和甲骨曆日，所證認武王克商年都在前1040年至前1039年，這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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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8 17:40:05
发表于 2024-2-3 08:5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