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源流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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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鸿声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来历较为离奇，历代典籍未载，而突然由收藏者献出，既无原卷，所存两种抄件内容亦有出入。国内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在围绕《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发现、遗失以及献出等情节的考证上亦互有出入，相互矛盾，因此，有必要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献书、发现以及遗失的问题进行考证和分析。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来历，虽然专家、学者有多种说法，但都是出自张大昌，下面引用专家、学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来历的考证材料，以供读者分析参考。
1、王雪苔先生《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云：“兹据当年留下的简单记录，将张大昌医生所谈《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本的有关情况整理如次： 大约一九一八年，张大昌先生的祖父张偓南先生去兰州访友，顺便去敦煌游览千佛洞，夜宿于一位开鸦片烟馆的道士家。交谈中，道士得知张偓南先生是业医的，就拿出一个卷子本说：‘前些年法国鬼子来敦煌盗宝，临走的时候雇人装车，我也去做雇工，趁着法国人不注意，留下这卷药方。现在我急等钱用，你如果喜欢，就五十块大洋卖给你。’见张偓南先生不回答，又主动减少两元。张偓南先生担心露财不安全，遂推托未带钱，但要求借阅一宿。于是连夜摘抄出一个副本，第二天临走之前，用四十八块银元买下。路过西安时，在裱画站用大红缎子加以裱褙，装在红纸筒内，珍藏于家。张大昌医生年幼时，家藏古籍皆由其表叔掌管，迨十三四岁时，才得以接触。
原卷子高约一尺，长一丈六七一追记本序：立高八寸许，横长丈余一。卷子质地为粗绢，微呈焦黄色，不暗淡，无裂无脏。文字为行书，秀丽工整清劲，无讳笔。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宿图，笔意古老，颇似宋人临摹。”
3、张大昌一九七四年初给中医研究院的信：“办公室各负责同志鉴：这本书是我先祖在敦煌石室邻近一个人家里买的，原系绸卷子，不幸于六六年遭灾了，却幸我的一个学生有录本，我又找回重整了一下，与原件出入不大。这书在我国医药方剂学上有重大的意义。今特详抄寄献贵办公室，希交有关审研，使此书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盼。革命敬礼!河北威县章台南镇村卫生室”。
4、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云：“十九世纪末，河北威县中医张偓南氏家传医学，所藏医书甚丰。敦煌卷子出土后，闻风前往，曾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轴。书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绘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图。张氏视为珍宝。殁后传于其孙中医张大昌(为靖)氏。大昌先生多取此书历裁方论治病获有良效，并将此书教授弟子，且录有复本两种。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仅抄本幸免。”
5、从春雨先生《敦煌中医药全书》云：“据大昌先生云,其流传过程如下:原卷子于敦煌石室发现后,曾被伯希和选中,并欲窃取回国,幸被装车道士爱其全帙暗中留下。民国初年售予大昌先生祖父南先生,传至大昌先生,毁于“文革”祸火。”
对于王雪苔先生与王淑民先生访问张大昌先生所获资料有所不同。王雪苔先生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作了说明“对张偓南先生购得敦煌卷子有关情节的澄清 《敦煌医药文献辑校》说：‘此卷子原为近人河北省威县中医师张光荣（字偓南）旧藏，为张氏在民国初年从敦煌石窟千佛洞驻洞道士手中用重金所购者。’又在其采访录音要点中说：张偓南先生‘因遇风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洞，得以用七十五块大洋从王道士手中购得此卷子本。’其后，《敦煌石窟秘藏医方》，《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继续坚持此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所记与张大昌一九七五年所述有三点不同：一是把开鸦片烟馆的道士变成了驻洞道士；二是把不知姓氏的道士变成了王道士；三是把索价五十银元而以四十八银元变成交成了索价八十银元而以七十五银元成交。两相比较，我更相信张大昌早期记忆的准确性。因为到了一九一八年，千佛洞里已无遗卷，倒是在民间还可偶见散落之品，张大昌的早期所述正与此符合。至于‘王道士’云云，我认为可能是受了‘王圆箓’这个名字的影响。记得一九七五年，张大昌向我叙述他祖父购买此卷子经过时，曾问我：‘当年是不是有个法国鬼子到敦煌盗宝?’于是我就给他讲了斯坦因、伯希和从王圆箓道士手中骗取大量石室宝藏的情况，此后就有了‘王道士’之说。”
此外，对于以上张大昌所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来历的不同说法，钱超尘先生在“王圆箓监守自盗《辅行诀》简考”一文中有如下考证“《辅行诀》为敦煌藏经洞所藏绝无疑义，王圆箓售予张偓南亦绝无疑义。问题在于，王圆箓所持有的《辅行诀》是从何种途径而得者。张大昌有如下三说：
（一）、暗藏说。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采访张大昌先生追述原卷子发现经过及其特征的录音要点》说：“听祖父说，1915年奉命往张掖收购军马，随从是姚振阳军需。因早就听说敦煌多古籍， 故顺便前去探寻。因遇风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有位王道士问他们是何处人，什么事业。张光荣(字偓南)未敢暴露其真实身份，只说是行医的。王道士听罢说：法 国人运走了六骆驼垛子卷子，我在装垛子时暗中留下一卷，是医方。先生现在行医，我可将它卖给你。索价八十块大洋，后经讨价还价以七十五元成交。”按，张大 昌的祖父卒于1919年，大昌诞生于1926年，祖孙未曾谋面。张偓南从王圆箓手中购到《辅行诀》事实确凿，而“听祖父说”与事实不符。据《伯希和西域探险记》(2001云南人民出版社)所载法国路易·瓦扬《法国西域探险团团长伯希和》一文说，装箱工作是由伯希和的随行人员努埃特和路易·瓦扬做的，王圆箓未与其事。王圆箓所谓“暗藏”之说与事实相违。
（二）、拣到说。王雪苔编著《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资料选编》收录张大昌致王雪苔信，影印，相关文字如下：“一九一八年我的祖父偓南先生去兰州探望朋友并且特别抽空到敦煌千佛洞去参观，因遇大风，在一个道士家借宿，宾主闲谈，因而知先祖行医，便拿出一轴文字来说：这上面写的都是行医治病的口诀和药方，我曾使过，极为灵效。这书是我从佛洞里捡来的。如你看中了，请拿出五十块大洋便可与你。先祖怕生不测，推以身边没钱，临别方始与他成交。”按，此说不确。伯希和对绢轴文献视如拱璧，怎能随意飘落地上？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访书记》中说：“我于此至少发现四卷写在细绸上的漂亮帛书，保存状态完好，对于它们的断代，我无法讲任何话，因为我尚未打开卷子，我很想这样做，但始终害怕损坏它们，不过我将带走它们，这是非常重要的!”
（三）、购买说。见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第188页《张大昌来信原件影印》：“办公室各负责同志鉴：这本书是我先祖在敦煌石室邻近一个人家里买的，原系绸卷子，不幸于六六年遭灾了，却幸我的一个学生有录本，我又找回重整了一下，与原件出入不大。这书在我国医药方剂学上有重大的意义。今特详抄寄献贵办公室，希交有关审研，使此书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盼。革命敬礼!河北威县章台南镇村卫生室”。此信写于1974年初。按，前两说称购自王圆箓，此说却称自购于民家。衡诸张偓南住宿背景及诸多购买细节，购买说大不可信。
上述三说均出自张大昌。大昌未曾见过其祖父，或大昌得自其父耸云转述欤？耸云卒于1936年，其时大昌仅十岁。这三种说法是否有推想与分析的成分 在呢？说法的细节虽然不同，但其核心却是相同的：《辅行诀》原藏于敦煌藏经洞，守洞道士王圆箓售予张偓南。王圆箓对他监守自盗讳莫如深，所以售卖之时，多加文饰。
上述三说，已载于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故辨证简考如上。结论是：王圆箓的暗藏说、拣到说、购买说皆无根之言，不可信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辅行诀》是王圆箓监守自盗而售予张偓南者。” 钱超尘先生对张大昌先生三种说法的分析无疑是比较正确的，然而钱超尘先生在否定张大昌三说后，又说“结论是：王圆箓的暗藏说、拣到说、购买说皆无根之言，不可信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辅行诀》是王圆箓监守自盗而售予张偓南者。”这是钱超尘先生的矛盾之处。因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张大昌所独有，别人并不知晓，只有张大昌本人有资格说明其来历，既然张大昌所述已考证为无根之言，就说明张大昌无中生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根本就不是敦煌写本，在张大昌三说中也没提“王圆箓”之名，而且王雪苔先生对王道士之事已作了说明，不知钱超尘先生是根据什么来证明“是王圆箓监守自盗而售予张偓南”的呢？
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遗失
关于此《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遗失的情况，亦是来源于王雪苔先生与王淑民先生对张大昌采访所获得的材料。 1、王雪苔先生《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云：“一九六六年夏秋之际，张大昌夫妇从田野劳动归来，发现家中一片狼藉，所藏古籍书画全被当作“四旧”抄走，其中包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和张偓南先生抄录的副本。大昌医生曾去当地小学校查找，然无所获。后来看到一家杂货店竟用他家被抄走的宋版《晋书》做包装纸。听说大量被抄书籍都集中在章台公社，以后情况不明。”
两位先生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遗失的调查结果大不相同，对于两份材料的差异，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作了一些说明“在马继兴编《敦煌医药文献辑校》附录的《采访张大昌先生追述原卷子发现经过及其特征的录音要点》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张大昌先生受到运动盼冲击，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没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简。三四年后，张大昌在一村民家诊病时，见此卷子已被剪成了鞋样，经询问，是病家孩子糊风筝所余之物。当时大昌先生尚未平反，朝不保夕，故也未敢索回余物。’这段记载，同我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两次调查听到的说法有很大出入。我对这段记载的内容有三点疑问：其一，原卷子被抄走是由于挨家挨户的‘破四旧’运动，并不是专抄张大昌的家。张大昌是贫农成分，在运动中未受过冲击，岂能有‘尚未平反’的顾虑? 其二，家藏古籍被抄走当天，张大昌就曾到村小学寻找，既然敢于主动寻找，岂有见到反而不索之理? 其三，一九七六年一月我第二次去威县，主要目的就是寻找原卷子，张大昌皆努力回忆原卷子的可能去向，却为何不提原卷子在病家重现之事? 由于存在这些疑问，所以我怀疑张大昌记忆有误，因为第三次调查距离前两次调查又已过了十五个春秋。” 3、张大昌于一九七四年初和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给中医研究院的信与上述两说又有不同，一九七四年初的信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幸于六七年遭灾了”，而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的信却说“他家在67年因家人不慎于火，书室被烧，文物全部灰烬，原卷当然也片缕乌有了” 从上面三份资料来看，《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遗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均出自张大昌，最先是说一九六七年因家人不慎，书室遭火灾，《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被毁；其次则是说一九六六年夏秋之际，张大昌家中中所藏古籍书画全被当作“四旧”抄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知所踪。 这些说法不但情节有出入，且卷子被毁时间亦有出入。 综上所述，由于张大昌先生所述的本书来历及被毁的情况，前后出入较大，且张大昌对本书的来历只是听说，大昌父亲去逝世时，大昌才九岁，是听何人所说亦语焉不详。故此书来历不足为信，为张大昌随意杜撰的可能性极大。
关于张大昌献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情况，近二十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
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云：“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烛和李学勤两教授。经他们鉴定，在结论中也提到：‘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2、王雪苔先生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云：“‘文化大革命’末期，我尚未返回原来的岗位，根据院领导的安排，帮助院图书馆重新鉴定古籍版本，七千余不同版本的中医线装书让我整整忙了一年。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一天，科教部的领导交给我一封赤脚医生来信和一本题为陶弘景撰的抄本医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并且告诉我：‘这是一九七四年年初河北威县一位赤脚医生寄来的。为了搞清真伪，科教部转给了医史文献研究室，医史文献研究室又交给了马继兴。马继兴同志看过后，又请两位研究历史的学者帮助鉴定，都认为本书虽然不是陶弘景本人所撰，但也不是后世伪作，有保存价值。最后马继兴将本书交还科教部，院领导沙洪同志指示交给王雪苔同志，让他考虑如何处理。’于是这个抄本连同来信就到了我的手里。”
3、张大昌弟子衣之镖在《伤寒论阴阳图说》一书中说：“一九六五年春，先师曾将此卷抄本寄送中国中医研究院，当时未引起该院重视，仅将原稿存档，并复信于先师。”
对于衣之镖的说法，王雪苔先生的说明是：“以上所载，也许是由于张大昌记忆有误，也许是由于闻者误传，把一九七四年寄送手抄追记本的情节挪到了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四年初，中医研究院收到追记本后，当即由院科教部回信给张大昌医生，同时将追记本原稿转医史文献研究室征求意见。未料此件在马继兴同志手里压了将近两年，未与张大昌联系。正是这种情况，使张大昌感到他的热心并未引起中医研究院重视，仅是将原稿存档而已。然而此事发生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而不是一九六五年。我之所以认定此事不会发生在‘文革’之前，还有如下四条证据：其一，‘文革’以前，我是中医研究院文献资料研究室与医史研究室总负责人，并且经常帮助院图书馆鉴定古医籍，如果真有此事我不会不知道；其二，我两次赴威县调查，与张大昌医生多次交谈，他却从未说过一九六五年寄书之事；其三，假如真有一九六五年寄书之事，则在一九七四年他完全可以请中医研究院查找旧档，不必寄送追记本；其四，他在一九七三年冬以赤脚医生名义给追记本所作的序中说：‘早先我就想把这书献给国家及卫生出版社，恨自己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私字当头，屡屡因循，竟成难觅之失。’由此可见，在‘文革’之前并无寄书之事。”
王先生的说明也澄清了从春雨先生的“原卷子存世之时大昌先生曾致信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表示愿献此卷子,惜未被重视。” 说法，既然张大昌都没说过原卷子存世之时曾致信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表示愿献此卷子，不知从春雨先生的说法是从何而来。马、王两位先生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因为是马继兴先生与王雪苔先生经手此事，故张大昌献书的时间应是一九七四年初。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互勘与厘定情况，马继兴先生与王雪苔先生的说法有出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互勘与厘定，马继兴先生出尔反尔，马继兴先生在《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中说“我院王雪苔同志也对此书寄予了很大重视，并专门就此事直接去威县张大昌先生处作了详细调查。并进一步获见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故本书此次的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助而厘定。” 其后，钱超尘先生在“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一文中却说“《辅行诀》原藏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至敦煌盗宝,发现大批珍贵经卷,欲携回国,装箱时某道士见此件首尾完具,乃暗藏之。《辅行诀》虽然没有被伯希和盗走,却被国人自己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毁烧了。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序言部分专列一节《关于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对此经卷的再发现过程有较详介绍。2002年10月12日笔者打电话给马继兴先生,说:‘现这段文字上下文,似《辅行诀》的两本互勘与厘定出自王雪苔先生手,又似王雪苔先生亲自去河北省威 县面见张大昌先生。是否果然如此?’马先生回答:‘王雪苔先生未参与互勘和厘定,王先生也未亲自去面见张大昌先生。到威县去的是王淑民,你可以问问她。当时王先生是院长,这个工作要靠领导的支持,所以就写了王雪苔先生进行互勘和厘定。’据此可知,对《辅行诀》首先进行鉴定、校勘、深入研究并肯定非赝品者为马继兴教授,王淑民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委托直接去河北省威县进行调查,获得张大昌弟子手抄本,于是《辅行诀》才保存下来。马继兴先生将张大昌记忆本、其弟子手抄本两个本子互相对照进行校勘厘定,收进《敦煌古医籍考 释》一书,世人始见《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2002年10月25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举行建所20周年纪念会,会间休息时我问马继兴先 生:‘《辅行诀》有没有后人伪托的可能?您说《辅行诀》为陶弘景撰写的可能性很大,您现在的观点怎样?’马老说:‘后人伪托是伪托不出来的。我现在仍然认为《辅行诀》为陶弘景亲自撰写的可能性较大。’” 对此，王雪苔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中作了说明，“一九八八年，马继兴同志在《敦煌古医籍考释》导言里讲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时，写了这样一段话：‘与此同时我院王雪苔同志也对此书寄予了很大重视。并专门就此事直接去威县张大昌先生处作了详细调查，并进一步获见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故本书此次曲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勘而厘定。’虽然这段话不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在的医术类的前言里，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毕竟道出了事实真相。可是到了一九九八年，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一书里却是这样写的：‘继而马继兴先生又先后两次请王雪苔和王淑民、陶广正等同志去威县调查访问张大昌先生。特别在第二次访问时作了较详细的调查记录和录音，在此过程中又获见了张氏传人的另外两种抄本（简称为乙本、丙本），为进一步校勘此书原文提供了重要参考。’‘本释文主据自张大昌先生提供的三种抄本参校而成。’迨至二00五年，马继兴在《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里又是这样写的：‘一九七四年张氏嫡孙张大昌将其抄本之一捐赠中医研究院。经本人先后两次派专人去威县张大昌家调查并校对了另外两种抄本’‘其录文可见本人的《敦煌古医籍考释》及《敦煌文献分类辑校》二书，系据上述三种抄本参校者。’此外，在二00三年某中医学院学报里，还刊载了马继兴给一位教授回电话的内容，他是这样说：‘王雪苔先生未参与互勘和厘定，王先生也未亲自去面见张大昌先生。到威县去的是王淑民，你可以问问他。当时王先生是院长，这个工作要靠领导支持，所以就写了王雪苔先生进行互勘和厘定。’对于马继兴先生为什么不断改变说法，我不想评论。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一九八八年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时，我已从中医研究院副院长职位退下将近两年，本来就不存在对马继兴支持不支持的问题，又怎能掠人之美?我的学生、朋友都可证明，我平生惯为他人做嫁衣，对欺世盗名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认为科学工作者要以严谨治学为荣，以助人有成为乐，以侵占他人成果为耻。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掠美之心，对待学术问题就不可能实事求是，他的学术著作的可信度也就要大打折扣。” “关于我是否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过早期调查、校勘与考释的问题，我还有如下四条证据：其一，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两次赴威县调查，曾取得证明材料八份，可以为证。一见附篇六一顺便说一句，我当时的工作都是由院领导直接安排的，马继兴同志不可能‘请’我，更谈不上‘派’我；其二，在两次调查之间，我第一次以转抄本和追记本互勘整理出的中研本，至今还保存着手稿，同时还保存着老专家座谈会记录和院领导的批示；其三，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张大昌给我回信，涉及对我去威县调查及中研本的评价；其四，一九八八年，我应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之约，写出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考释本。当时除了采用转抄本和追记本外，还参考了我用混合本同张大昌逐字逐句校订的内容，如校注和按语中的‘据张氏回忆’，‘据张大昌回忆’等。至今我还保存着考释本手稿以及用以为据的转抄本、追记本原件。
最后还应指出，马氏一九九八年编《敦煌医药文献辑校》重校本书时，说是用了张大昌一九七四年寄给我院的所谓甲本以及后来得到的所谓乙本和丙本。其实，前两个本子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至今一直保存在我的手中，马氏所用的不过是经我整理的中研本和考释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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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7 17:1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