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寻源、温故知新、方识红学真伪——胡适之

风月宝鉴

追根寻源、温故知新、方识红学真伪——胡适之

《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一）

胡适先生当年根据张问陶的诗注和相关研究，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做出了惊人的推断。他不相信程伟元“序”的老实交代，他认为：

【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个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哪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这部悲剧的补本，靠着那个“鼓担”的神话，居然打到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胡适《红楼梦考证》）

胡适先生这个判断，恰恰跟自己的“奇事”，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为了考证曹雪芹的平生，急需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便四处寻找。就在他一时找不到而失去信心之际，忽然有一天奇迹出现了。他在1922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松筠阁送来《四松堂集》一部。此书我寻了多少时候，竟于无意中得之！此本系最初的稿本，上有付刻时的校记，删节的记号，改动的添注。刻本所收，皆打一个“刻”字的戳子。此本真不易得，此刻本还更可贵。（刻本未收的，上贴红纸，或白纸。）首页有“南皮张氏所藏”之印。

卷首有敦敏作的《敬亭小传》，摘录如下：
……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故详记之。书店若敲我竹杠，我既记下了这些材料，也就不怕他了！他若讨价不贵，我也不妨买了他，因为这本子确可宝贵。杨钟羲说他辛亥乱后失了此书刻本，似系托词。无论如何，我现在才知道刻本于我无大益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奇就奇在没过三天，刻本《四松堂集》也被人送到胡适先生手里。他在1922年4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蔡先生送来他从晚晴簃（徐世昌的诗社）借来的《四松堂集》五册，系刻本，分五卷：
卷一，诗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论、序、跋、题、书、传、记，三十四首。
卷四，记、行述、哀辞、祭文、说，十九首。
卷五，《鹪鹩庵笔麈》八十一则。
钞本前有嵩山永奎、纪、山左刘大观三序。刻的只有纪序。凡抄本上没有“刻”字的，果然都不曾刻。此可见稿本的可贵。然三日之中，两本都到我手里，岂非大奇！
蔡先生来信附：
……
稿本上凡题下注的“干支”，都用白纸贴去，故刻本皆无之。此种极可恶的习惯真不可赦！（铁保、法式善诸人选《八旗诗钞》颇改削原文，皆胜原作。）】（《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这段日记中提到的“蔡先生”，就是蔡元培。胡适与他，恰恰是新旧红学典型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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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二）

胡适先生对自己在三天之内，分别得到稿本和刻本两部《四松堂集》之事，连连称奇。他对自己的奇事则毫不见怪，却将程伟元的“鼓担”之说定性为“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他自己的奇事可以顺理成章，程伟元的序就成了谎话。程伟元日积月累搜寻二十余卷，又继续各处搜罗寻访，终于在“鼓担”上寻得十余卷，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怎么成了“神话”呢？胡适先生自己不也是各处搜罗寻访，才分别有人将《四松堂集》稿本、刻本送到其手上的吗？胡适先生三天内连得两珍本之事，比程伟元鼓担之事更“奇巧”，他自己身上就应该发生世间这样奇巧的事，而程伟元苦心搜罗于鼓担的十余卷，就成了“神话”了，就成了“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了，这种逻辑是经不住推断的，也是难以成立的。

随着红学研究的发展，人们搞清了张问陶妹妹嫁的不是高鹗，而是另一位姓高的旗人。也搞清了在程伟元与高鹗刻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前几年，就已经有后四十回悄然行世。张问陶所说的后四十回俱兰墅所补的“补”，概念是不清晰的。而程伟元和高鹗“序”上的交代，则是清晰明确的。他们做的只能是连接、整理、修补他人续写的后四十回而已，绝不是程高续写了后四十回。而且他们对前八十回文字，也做过大量修改，以便与后四十回更好地衔接。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红楼梦研究所校订的《红楼梦》封面上，已将“高鹗”署名改为“无名氏”了。

胡适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中说：“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个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哪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居然打到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

胡适先生的“退一步想”，是很有见地的。如果他能再退一步想想，他就会想到，以高鹗的水平和境界，又岂能超越那些续写大团圆结局之人的水平和境界呢？而且还高出如此悬殊的一大块呢？由此就可推断出高鹗不具备续写后四十回的能力。况且自传性质的小说，不深入了解作者底细的人，无论才华多高，也是续补不了的。在当时，这些因素，并没有被胡适先生考虑到。但话又说回来，红学前辈的研究，都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看待和要求前人。其实，他们的功绩，我们至今都无法超越，其成果更是抹杀不了的。我们应当敬畏和尊重他们，洞察到他们的误读，可警醒我们少犯类似的错误；而看到他们可贵的长处，才能从中受益。

当前，有人为了给自己的谬论立说，便急需扫除挡在他们面前的“曹学”障碍。为达此目的，便想当然地说什么胡适上当了，说胡适得到的《四松堂集》稿本和刻本，都是别人伪造来骗他的，并怀疑杨钟羲等人是造假者。又有人自作聪明地玩起了语法，说什么敦诚《寄怀曹雪芹》诗注中的贴条是假的，说什么“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在语法上不通。他们没有把“寅”与“织造”进行断句，而是连成了“寅织造”，并声称当时没这样的称呼。从而为了他们所谓的打假，制造出如此荒谬的理由。其实，他们这样的联句，本身就不通，却以此当做否定这个贴条诗注的理由，实不可取。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当时旗人的语法习惯，非要拿他们自视高明的学问，去强解前人的语法。请看周汝昌先生是怎么说的：
【曹雪芹是乾隆初年人，他的白话文章，尚是沿着一贯传统的“话本”体，除了人口中对话多是纯粹北京话而外，叙述还都是半文半白的——有时且“文”得很厉害。单按文字说，有的地方啰嗦复沓，有的地方专门有特殊的别字出现，有的地方且似通非通，拿到国文班上，老师们一定大有修订之余地！高鹗似乎觉着自己比曹霑高明得多，于是才奋笔而修改之，而增删之。于是有些人看来好像对眼了，但又其奈非复曹雪芹之文章何？
清初的旗人，初受汉化，文词未臻高明，却有他们独特的一派风格。尤其随手所写的东西，不文不白，半通非通，乍一读很不易合胃口。读多了，渐不以为奇怪，才能领略一些“味外味”。翻翻皇帝的啰里啰嗦的手谕，臣子们唠里唠叨的奏折，便知其详。】（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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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三）

其实，“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的疑点，并不在语法上，而在于敦诚到底知不知道曹雪芹与他爷爷碰没碰过面。在于对他们的准确年龄，是不是十分清楚。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去世，雪芹生年最早也就在康熙五十六年，祖孙之间并没有碰过面。从曹寅相关的史料上看，没提到他活着时有孙——曹雪芹。所以胡适先生指出，敦诚的所说的“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是不准确的。雪芹并没有与他爷爷曹寅一起在江宁织造上生活过。但他们之间的祖孙关系应该是准确的。

敦诚《寄怀曹雪芹》这首诗，稿本起初是没有这三条诗注的。这三条诗注是敦诚为了将来刻书，后添加上去的。在《寄怀曹雪芹》诗题下有足够的地方，就在下面直接添个“霑”字诗注。“时余在喜峰口”这个诗注，由于字数不多，就添加在“蓟门落日松亭樽”的“亭樽”二字两旁。而“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条诗注，由于字数很多，就写在纸条上，贴在“扬州旧梦久已觉”的“觉”字右下角处。但不是全粘死的，而是只粘住贴条的左上角，这个贴条诗注是能翻开的，并没有将“又无乃将军”的诗句盖死。这条诗注不能因它是贴条，就断定它是造假的产物。若按此逻辑，旁添的诗注，同样可以认定为造假。

还有人认为，刻本其中的单页，也是可以造假的。不但一般人看不出来，有时就连专家都难以辨认，古籍一过手，就有其作伪的可能。如按这一“可能”的逻辑而论，所有的版本和史料，都在被怀疑为造假之列。以此“可能”立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否定一切真本。按说，谁立论谁举证。可这些以可能性来立论者，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证明其确有造假的“可能”，反让对方去举证。从而将其否定一切的“可能”逻辑，上升到将举证推给对方的强盗逻辑上去了。

书商造假也得分情况，绝不会将真本造成假本。书商卖书是为了赚钱，而真本是最值钱、最能卖出好价钱的，又怎么会将真本做成假的呢？一但让人发现，不但这个真本不值钱了，反而留下坏名声影响生意。况且他们面对的是胡适，他们不但不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反而会帮胡适把住真假这道关。作为刻本，就更不会做抽页造假的事了。凡是稍懂点版本学的人都知道，刻本出版时，决不仅仅就出一本，而是成批的很多本。只在一个刻本上抽页造假，如果陆续有多个刻本出现，一对照，立刻就露相了。除非精神不正常，才会想出这种歪点子，正常人是不会做这种掩耳盗铃之事的。

敦诚这个诗注，之所以在“随……织造之任”上有误，还应该有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敦诚、敦敏只字不提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瓜葛。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只能是基于《红楼梦》中有“碍语”。宗室弘旿就说恐其中有碍语，才不敢看。宗室成员怕《红楼梦》中有“碍语”，说明他们知道书中的隐情。而且书中隐情必然关涉皇权，否则他们不会如此谨慎地有所避忌。那么，敦诚和敦敏诗书中回避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瓜葛，恰是出于对自身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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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四）

敦诚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个贴条上出现小误，也是出于给自己留余地，以此来说明自己对曹雪芹不是特别了解。即使他真正了解曹雪芹，也不会处处都坐实了，留出点误差，是防止一旦有人追究，恰恰可以用这些误差说明自己并不十分了解曹雪芹，从而为自己开脱。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公开刻书传世，是不会太早的，应当是《红楼梦》前八十回行世近三十年，后四十回也出现之后。虽然《石头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流传，书中的影射，已成功地满过乾隆帝，但还不能掉以轻心，就造成了有关曹雪芹的记载，出现一些小差错。有些人并不认真探讨和研究产生这些小差错的原因，而是以此来否定这些史料的真实性。这种为否定而否定的做法，只能使其离真*相越来越远。这种否定和打假，丝毫都动摇不了这些史料的真实性。

胡适先生于1921年4月2日给顾颉刚的书信中说：

【颉刚兄，近作《红楼梦考证》，甚盼你为我一校读。如有遗漏的材料，请为我笺出……】

到1921年5月20日，胡适又有所获，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单不广先生送来《雪桥诗话续集》卷下，内页二三有一条使我狂喜：
敬亭家有西园，起四松草堂，筑梦陶轩、拙鹊亭、五笏庵。……甫得太庙受爵官，即投闲色养，日引文士，分韵擘笺，不间晨夕。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底车荷锸葬刘伶”之句。
这条使我们知道：（一）曹雪芹名霑；（二）他是曹寅之孙；（三）《四松堂诗文集》与《鹪鹩轩笔麈》与《懋斋诗钞》必有关于他的材料。我们有许多假设，都经不起这一条的推*翻！但我更高兴。因为袁枚的两条诗话虽然误记一代，却因此得一个更可靠的参证，这是一可喜。又因为袁枚误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我们可以推*翻这种似是而实非的根据了，这是二可喜。上回我已觉得曹雪芹的世次发生问题（日记页二二以下），故说曹寅五十四岁时尚无儿子。我因此断定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以后，但我那时说“假定袁枚说雪芹是曹寅的儿子的话是不错的”。现在我这点怀疑果然证实了！袁枚果然错了一代，这是三可喜……】（《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雪桥诗话》的作者是杨钟羲，【百度百科】上的介绍如下：


【杨钟羲(1865—1940)清末藏书家。姓尼堪氏，原名钟庆，戊戌政*变后改为钟羲，冠姓杨，字子勤，圣遗、芷晴，号留垞、梓励，又号雪桥、雪樵等。先隶满洲正黄旗，乾隆间改为汉军正黄旗，世居辽阳。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十五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三年任国史馆协修和会典馆图画处协修。二十九年任湖北乡试内监试官。后历任襄阳、淮安、江宁知府。辛亥革*命后，蛰居上海，以遗出任湖北襄阳、安陆知府，江苏江宁、淮安知府。辛亥革*命后，留寓上海，以清遗老自居，寄情文史，不问世事，为刘翰怡编校图书数年，后又供职伪廷，卒后伪谥“文敬”。
家藏书数万卷，皆金匮石室之藏，晚年居于北京，家贫后将藏书出售，唯存翁方纲手抄本《唐诗选》6册。其所收各朝诗集凡数千种，后由后裔售于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著述甚丰。与表兄盛昱合编《八旗文经》五十六卷，尤以《雪桥诗话》四十卷，博大精深，在学术界最负盛名。一生治学严谨，博览群书，是近代著名学者。谥文敬。著《雪桥诗话》正、续、三、余集共40卷，《雪桥自订年谱》、《圣遗诗集》、《意园文略》等。】（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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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五）

胡适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日记（节录）

【今天卖得《八旗人诗钞》。此诗是铁保编的，但后来书成时被嘉庆赐名为《熙朝雅颂集》，故书店竟不知有《八旗人诗钞》一书。我前日无意中翻得铁保的《惟清斋全集》，始知此书改名的事。此书成于嘉庆九年，共百三十四卷，自是清一代文献的一部重要书。《雪桥诗话》所称诸满人，很多在此集中。曹寅居一卷，但曹雪芹与高鹗皆不入选。高鹗与铁保同时，自不入选。但雪芹不入选，殊不可解。
诗钞中有敦诚、敦敏兄弟诗一卷，中有他们与曹雪芹赠答的诗四首，录于下页。诗中“秦淮残梦忆繁华”、“扬州旧梦”等语，皆可供考证。“于今环堵蓬蒿屯”、“残杯冷炙”等句，可见雪芹贫状。】（《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胡适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日记（节录）

【……买得杨钟羲的《八旗文经》六十卷。此书刻于光绪辛丑（武昌），共文五十六卷，作者考三卷，叙录一卷……】（《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的初稿，写定于1921年3月27日。改定稿写定于1921年11月12日。胡适看到《雪桥诗话续集》，正在初稿和改定稿期间。他相信杨钟羲在《雪桥诗话续集》中所引用的曹雪芹信息，都来自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他二人必与曹雪芹有亲密的直接交往。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与改定稿的间隔期间，他各处访寻《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都没找到。到了来年的四月十九日，他得到了敦诚的《四松堂集》稿本，仅隔一日，即四月二十一日他又见到了《四松堂集》刻本，完全证实了杨钟羲所据资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杨钟羲的《雪桥诗话续集》，在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前，早已出版发行了。根本就不存在杨钟羲为迎合胡适考证，对有关曹雪芹史料进行造假的事情发生。他是《八旗文经》和《雪桥诗话》的作者，他手中有大量的史料文献古籍，熟知大量的清代掌故，他谈到的曹雪芹身世，是依据敦诚、敦敏的话而来，怎么会是造假呢。胡适在发表《红楼梦考证》后不久，就得到了敦诚的《四松堂集》稿本和刻本，充分证明了杨钟羲所据资料的真实性。

胡适先生是通过杨钟羲的《雪桥诗话续集》，知道了曹雪芹为通政孙的相关信息。并根据《雪桥诗话续集》中有关曹雪芹信息，进而知道杨钟羲所掌握的这些信息，来源于敦诚的《四松堂集》和敦敏的《懋斋诗钞》。因此胡适先生便去信向杨钟羲借《四松堂集》，以便得到直接证据。但得到的回复是“辛亥”之乱时丢失了，胡适先生便向很多书店书商去收寻，并信告顾颉刚让其帮助收寻。经过一阵收寻，没有找到。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就不能再等了。在改定稿中，只能按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中敦诚、敦敏提供的信息，介绍曹雪芹的情况了。之后不到半年，《四松堂集》的稿本和刻本，几乎同时被胡适先生得到。他随之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将《四松堂集》中的第一手曹雪芹信息，介绍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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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六）

有人为达否定“曹学”之目的，便玩起了“打假”这一贼喊捉贼的拙劣伎俩。说什么杨钟羲勾结松筠阁书店老板，伪造了《四松堂集》稿本，来迎合胡适的考证。而且《四松堂集》刻本，也是杨钟羲等人伪造的。还说什么杨钟羲当时正处困境，很需要钱，人穷志短，便做起了造假的勾当。请看，这些人多会编神话呀！令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编造假象的能力。其实，他们制造假象的能力，要比他们打假的能力高过千百倍。真是颠倒黑白的高手， 怪不得有那么强的蛊惑力。

杨钟羲若要迎合胡适而造假，那么，他在《雪桥诗话续集》中的曹雪芹信息，又在迎合谁呢？在胡适先生考证曹雪芹身世之前，《雪桥诗话续集》早就刻出面世了，他又图什么去造“雪芹为楝亭通政孙”的假呢？他又是为了迎合谁去造这个假呢？再看胡适先生寻找《四松堂集》，是惊动多家书店书商的。杨钟羲若要造假，就得事先与他们都打招呼做造假准备，他能大张旗鼓地那么做吗？况且杨钟羲与胡适不在同一城市居住，又不好判断哪家书店先收购到《四松堂集》，他又如何具备在《四松堂集》上造假的条件呢？

《四松堂集》稿本，是由松筠阁书店送来的。而《四松堂集》刻本，则是蔡元培先生从晚晴簃（徐世昌的诗社）借来的。请注意，晚晴簃是诗社，不是书店。由此可见，《四松堂集》刻本早就在这个诗社之中了。并且诗社中的很多人都见过和了解这个刻本，杨钟羲敢去这个诗社对《四松堂集》刻本进行造假吗？杨钟羲既不会大张旗鼓地联系书商们造假，也不会去诗社造假。那么，在这两个来源不同、经手人不同的稿本和刻本上，《寄怀曹雪芹》的诗文和诗注都是如此完美地一致，不恰恰证明两者都是真本原诗吗？

还有人认为，在铁保等所编的《熙朝雅颂集》中，不带诗注的《寄怀曹雪芹》才是真的。而在《四松堂集》稿本上，《寄怀曹雪芹》中“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的贴条诗注，是假的，是伪造者贴上去的。这种看问题的角度看似有道理，其实，恰是把问题的性质弄反了。《熙朝雅颂集》成书于嘉庆9年，收集四百余家，奉旨多收宗室。其中，对很多原诗上的文字进行了改动，胡适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

稿本上《寄怀曹雪芹》中的“君又”，在《熙朝雅颂集》上改作“嗟君”；“扬州旧梦久已觉”的“觉”，在《熙朝雅颂集》上改作“绝”字，而且几处诗注也都略去不录。这是典型的官方人员奉旨收集整理多家诗文的形式。其与个人收藏自己诗稿的书面形式，有着显著区别。

《四松堂集》稿本《寄怀曹雪芹》这首诗，有三条极其重要的诗注，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诗注的信息，是与诗文密不可分的。一条是敦诚自己的信息：“时余在喜峰口”。由这条信息可知，敦诚当时在喜峰口。由这个地点还可查到敦诚是哪年在喜峰口的，从而就知这首诗写于何年了。另两条信息是曹雪芹的，在《寄怀曹雪芹》诗题下，注一个“霑”字，由此可知曹雪芹姓曹名霑。在“扬州旧梦久已觉”旁，是个贴条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条信息告诉我们，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这三条信息，也保留在《四松堂集》刻本上。此刻本是敦诚去世后，由其弟桂圃与其兄敦敏为之整理刊刻的。

这种保有重要信息的稿本和刻本，充分体现出它的原始性。以胡适先生的才学和见识，他岂能对《四松堂集》稿本和刻本的纸张墨迹，连真伪都不分？他又怎会上了造假者的当呢？谁又有这个本事造这个假呢？《熙朝雅颂集》只不过是多家诗篇的合编本，铁保等哪能认识到敦诚诗注的重要性呢。为了简洁，他删去了诗注。他的编辑，主要是保留所收之诗的正文罢了（铁保等对诗中文字还有个别改动）。有人把这样一个删改了很多原诗内容的《熙朝雅颂集》，当成原始文字，并以此来攻击《四松堂集》稿本和刻本是造假产物。这才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乱弹琴。

这种乱弹琴，对研究红学不深者，颇具蛊惑性。但我们能够把浮躁的情绪放下来，平心静气地看一看胡适先生的研究过程，好好了解一下杨钟羲的《八旗文经》和《雪桥诗话》；好好了解一下敦诚的《四松堂集》稿本和刻本；好好了解一下铁保等的《熙朝雅颂集》，就决不会相信他们信誓旦旦、理直气壮的乱弹琴了。其实那些打假者也应好好反思反思，这样才能吸取胡适指责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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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七）

近来又有人援引敦诚《寄大兄》中的“不数年”，来试图推*翻新红学多年的考证成果。其实，这个“不数年”之文，在蔡元培先生借给胡适先生《四松堂集》刻本时，早就附言向胡适先生提出了这一矛盾现象，但没有得到回复。实际上，只要认真研究《四松堂集》中有关曹雪芹的诸多信息，就会看到敦诚挽曹诗上是有明确纪年的。而且在“甲申”之后，敦诚诗中再无曹雪芹的行踪。如果甲申之后曹雪芹还活着，敦诚岂能不与其来往而留有诗文呢。另外，在“甲戌本”和靖藏“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夹条上，都有雪芹逝于“壬午”的明确记载。我们如果舍弃这么多证据不顾，只拿一个“不数年”概念来否定一切，岂不成了断章取义的机会主义学术吗？

蔡元培向胡适指出：“卷三，《寄大兄》：‘……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复斋、雪芹、寅圃、贻谋、汝猷、益庵、紫树，不数年间，皆荡为寒烟冷雾。’……紫树卒年为丙申，即乾隆四十一年，即西历一七七六年，雪芹之卒，或在其前，然亦在数年以内也。（不大确。雪芹卒在前十一年。）”请看，蔡元培算出雪芹与紫树的逝世间隔为十一年，确实与“不数年”的概念不符。其实，这要看以什么顺序来计算。要是以雪芹逝期为主体，去一一对应这些人的逝期，年限肯定会长短不一。其实，这样对应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以“依次、相继”顺序来看待他们之间逝期的话，就完全符合“不数年”这一概念了。应以最初去世者按“不数年”依次相继往下排，排到后边，稍前逝者与靠后逝者的逝期相差十多年就不足为怪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不数年”上，而在敦诚这段话的语义表达得不完整上。在“皆荡为寒烟冷雾”前面，如果加上“相继”二字，语义表达得就完整了。敦诚所列的这八个人，我们按笨理想，也绝不会集中在短短两三年（不数年）之内，就全都离开人世了。敦诚这段话，如以现代汉语语法看，是有语病的。可清代中前期满人说写汉语时，往往就这样。

胡适先生纠正了袁枚的芹为寅子之说，但他没有深究袁枚之说的来源。其实，袁枚的芹为寅子之说，是与明义的《题红楼梦》诗文一起谈及的。明义的《题红楼梦》二十首诗前有诗注，透出不少曹雪芹的信息：“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隋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明义与袁枚是有来往的，袁枚的话透出，他看过明义的《题红楼梦》二十首诗和诗前的诗注。因此袁枚的话，完全是据明义的诗注而来。只不过袁枚误将曹寅与曹雪芹的祖孙关系，当成父子关系了。

“先人”虽指祖先，但也包括去世的父亲。司马迁就称其父谈为先人。看来袁枚并不知曹家这几代人的真实辈分关系，只根据明义所说的“先人”这一不确定性概念，主观地推测出曹寅与曹雪芹是父子关系。可见，袁枚的话是不严谨不足据的。好在明义和敦诚的诗注，都明确地告诉世人，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家的后人。尤其是敦诚的诗注，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了曹寅与曹雪芹是祖孙关系。那些想把这些史料打成假货的图谋，想把曹雪芹从曹家清除出去的图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胡适先生收藏的“甲戌本”，也有人将其视为伪本。这些人无视版本上流传过程的记载和印记，其连版本常识和脂批的性质都不懂，也不识作者“以假隐真”的艺术技巧，更解不出书中隐的谁家事及真正作者是谁。这样的认知层次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是根本不具备辨伪能力的。我们广大《红楼梦》爱好者，一定要追根寻源地看一看老一代红学大师们论述，才能知道红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我们对各方面都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就能对红学研究的功过得失，有个比较客观的总体把握。这样，就不会受“程前脂后”谬论的误导；就不会被那些拙劣的“打假”所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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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八）

胡适先生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考证并介绍了原藏书人刘铨福和墨笔批者孙桐生的相关信息：

我在民*国十六年夏天得到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首叶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这是有意隐没这部抄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迹，所以毁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

我只知道这部十六回的写本《石头记》在九十多年前是北京藏书世家刘铨福的藏书。开卷首叶有“刘铨畐子重印”、“子重”、“髣眉”三颗图章；第十三回首叶总评缺去大半叶，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畐子重印”，又衬纸上印“专祖斋”方印。第二十八回之后，有刘铨福自己写的四条短跋，印有“铨”、“福”、“白云吟客”、“阿癐癐”四种图章。“仿眉”可能是一位女人的印章？“阿癐癐”不是别号，是苏州话表示大惊奇的叹词，见于唐寅题《白日升*天图》的一首白话诗：“只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降下来。有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齐喊‘阿癐癐’”刘铨福刻这个图章，可以表示他的风趣。（注，癐：音wei第一声阴平。髣：音fang第三声上声，音义同仿。）

十四回首叶的“专祖斋”方印，是刘铨福家两代的书斋，“专祖”就是“砖祖”，因为他家收藏有汉朝河间献王宫里的“君子馆砖”，所以他家住宅称为“君子馆砖馆”，又称“砖祖斋”。……

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曾做到刑部主事。他大概生在嘉庆晚年，死在光绪初年（约当一八一八——一八八〇）。在咸丰初年，他曾随他父亲到湖南辰州府任上。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一九五四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写的，也是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

刘铨福收得这部乾隆甲戌本《石头记》是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他有癸亥春日的一条跋，说：

“……此本是《石头记》真本。批者事皆目击，故得其详也。癸亥春日，白云吟客笔。”（注：此条有“白云吟客”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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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几个月之后，他又写了一跋：

“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语不从臆度。原文与刊本有不同处，尚留真面。……五月二十七日阅，又记。”（注：此条有“铨”字印章。）

他所以能够这样认识这个十六回写本《红楼梦》，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收藏家，收书的眼光放大了，他不但收藏了各种本子的《红楼梦》，并且能欣赏《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甲戌本还有他的一条跋语：

“《红楼梦》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学梵夹法。今则写西法*轮齿，仿《考工记》。如《红楼梦》实出四大奇书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戊辰（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秋记。”（注：此条有“福”字印章。）

此本有一条跋语，是刘铨福的两个朋友写的：

“《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余向读世所刊本，辄逆以己意，恨不得作者一谭。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谬也。子重其宝之。青士、椿馀同观于半亩园，并识。乙丑（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孟秋。”（注：此条有“青士”、“椿馀”印章。）

青士是濮文暹，同治四年三甲十二名进士；椿馀是他的弟弟文昶，同治四年三甲五十九名进士。他们是苏州溧水人。半亩园是侍郎崇实家的园子。濮氏兄弟都是半亩园的教书先生。

还有一条跋语是刘铨福自己写的，因为这条跋提到在这个甲戌本上写了许多墨笔批语的一位四川绵州孙桐生，所以我留在最后作介绍。刘君跋云：

“近日又得‘妙复轩’手批十二册，语虽近凿。而于《红楼梦》味之亦深矣。云客又记。”（注：此条有“阿癐癐”印章。）

此跋“云客又记”，大概写在癸亥两跋之后，此跋旁边有后记一条，说：

“此批本丁卯（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夏借与绵州孙小峰太守，刻于湖南。”

孙桐生，字小峰，四川绵州人，咸丰二年（一八五二）三甲一百十八名进士，翰林散馆后出知酃县，后来做到湖南永州府知府。他辑有《国朝全蜀诗钞》。

这部甲戌本第三回二叶下贾政优待贾雨村一段，有墨笔眉评一条，说：

“予闻之故老云，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玩此光景，则宝玉之为容若（纳兰成德）无疑。请以质之知人论世者。

同治丙寅（五年）季冬，左绵痂道人记。”（此下有“情主人”小印）

这位批书人就是绵州孙桐生。……我要请读者认清他这一条长批的笔迹，因为这位孙太守在这个甲戌本上批了三十多条眉批，笔迹都像第三回二叶这条签名盖章的长批。……孙桐生的批语虽然没有什么高明见解，我们既已认识了他的字体，应该指出这三十多条墨笔批语都是他写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选自《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集》）

（注：胡适先生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本人做了节选、配图。另，凡括号中写有“注”的说明，皆是本人所加。）

孙华天

2013-4-30

2013-6-9（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