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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一、“布衣总裁”——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清初著名学者、史学家。其先祖万斌从朱元璋起兵，大明建国时因功授武略将军，赐封世袭将军。自万斌始，万氏家族凡九代男儿皆有一人为世袭武官，其中前四代祖先为国捐躯，称“四忠”；凡九代妇女皆有一人敕封为“夫人”或“恭人”。因从万斌之子万钟开始“赐第于鄞”，万氏便世代居住在宁波城内，成为宁波显赫的望族，一直延续到明末。万氏家族是大明王朝享祚最长和最为标准的“世家”之一，经历了明朝从洪武建国到崇祯登基的全部历史，且世袭封爵，代有功勋，是明朝历史大事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逊国，如征交趾，如东南倭乱，如救朝鲜，皆牵连万氏。后之君子而有考故实者，万氏其不为杞、宋乎？” 顺治二年（1645），清军铁蹄南下，破扬州，陷南京。顺治三年（1646），清军占领宁波，万斯同随父兄避祸山中，多年后才返回故居。康熙元年（1662），清军强行征用万氏故第，万家只能抱着祖先牌位移居城外。万斯同自幼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变、亲人死伤的悲怆、四处逃难的痛苦、庐墓尽墟的苍凉，目睹了征服者对故乡的践踏，经历了“异朝”和“异族”入主中原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苦难，从而奠定了他以明朝遗民自许和终身不仕清廷的思想基础。 万斯同师从黄宗羲，受其影响，决定放弃“古文词诗歌”之学，转向“经国有用之学”。 万斯同道：“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子者又往往疏于经世，意以为粗迹而不欲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夫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愿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从子贞一书》）后万斯同研读《明实录》，决心专攻有明一代历史。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评论万斯同道：“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之“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下令诏举博学鸿儒特科，万斯同和恩师黄宗羲一起谢绝了浙江巡道的推荐。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万斯同受《明史》监修官昆山徐元文之邀，抵京修《明史》。他向徐元文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不署衔”，二是“不受俸”。他私下表示：“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矣！”万斯同的主要工作是在其他史官草拟史稿的基础上，协助监修徐元文等对其进行审订、刊改、补充和通纂，充当实际上的“主编”，即所谓“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康熙廿九年（1690），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徐乾学、徐元文）因党争离京回籍，万斯同应《明史》监修官张玉书和诸总裁之请继续留京修史。康熙三十三年（1694），史馆旧人王鸿绪奉诏回京，重领史局之事。史馆还特地为万斯同配备了一个助手钱名世。 万斯同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虽然《明史》最终定稿于乾隆初年，但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 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时任《明史》监修官熊赐履径自向康熙帝进呈《明史》全稿416卷，共34函。不但无一字提到万斯同等朝野史家对《明史》修纂的贡献，甚至连当时《明史》修纂的其他总裁如王鸿绪等人的名字也未提及。 这年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在王鸿绪为他安排的宾馆中，享年65岁。丧事由王鸿绪经办，钱名世以“弟*子”主丧，他取走了万斯同的藏书，论者薄之。王鸿绪未等万斯同的儿子等人来到北京，就派人把万斯同的灵柩运回了宁波故里，先暂时安放在白云庄万氏祖墓旁边。 从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抵京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客死京师，万斯同只短暂返乡三次。他为修《明史》抛妻弃子，隐忍史局二十余载，耗尽心血。 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万斯同从故里返京，黄宗羲赋诗为弟*子壮行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万斯同魂归故里后，名士裘琏题写墓联道：“班马（班固、司马迁）三椽笔，乾坤一布衣。”（朱端强《布衣史官——万斯同》） 二、“名教罪人”——钱名世 钱名世（?—?），字亮工（一作亮功），一字絅庵，常州府武进县人。“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清史稿》）康熙四十二年（1703）宋荦（字牧仲）甄选《江左十五子诗选》，钱名世名列其中。大约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开始，协助万斯同纂修《明史》。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编修，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雍正二年（1724），钱名世赠诗年羹尧，颂扬其平定青藏之功。次年年羹尧案发，钱名世受牵连。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以“品行卑污”、“曲尽谄媚”、“悖逆已极”之罪，下诏曰：“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并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如不悬挂，奏明治罪。钱名世离京时，雍正还命在京官员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亲自审阅后，辑成《御制钱名世》（又名《名教罪人》），交钱名世刊印，分发全国学校。雍正还禁焚其书，使钱名世能够传世的作品极少，后人也无法从其作品中了解任何有关修史的信息。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即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
三、万钱同修《明史》 关于“万钱修史”，《清史稿》《万斯同传》道：“至三十二年（1693），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钱名世传》附《万斯同传》之后：“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清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中有“万钱同修明史”篇：“初修《明史》之时，徐东海（徐乾学）延万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中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时钱亮工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发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xià）漏。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之。噫！万以老诸生系国史绝续之寄，洵非偶然；钱之才亦曷可少哉！”
据朱端强先生考证： （1）王鸿绪主持修史后，曾和万斯同、钱名世、王源等人一起到郊外游玩，并作《订万季野王昆绳钱亮工诸子同游西山》二首，以记其事。从王鸿绪之诗来看，“万钱修史”并非传说。 （2）另据姚范所记，传说这时斯同因年老眼花，不能写字，曾采取口授的方式命钱名世代笔修史：往闻四明万处士馆于华亭王司农弘（鸿）绪家，撰《明史》稿。后目眵（chī）昏，不能自书。王乃客钱编修名世于家助之。钱时在举场未遇，颇竞竿牍，报谒投刺无虚日。抵暮归，食罢，抵万榻前。万时卧病，口授颠末，令书之。既就，王持稿藏去，不留本也。 （3）据载，史稿在万斯同核定之后，再由钱名世负责润色成文。所有新纂的史稿命钱名世一一注明修订的依据或出处，以利后人检阅。诚如当时杨椿所见：椿时年二十余，尝屡至其馆中，见万君作一《传》，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与钱君商榷，孰为是，孰为非?孰宜从，孰不宜从？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取?商既定，钱君以文笔出之，故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而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尤善。弘、正前徐《稿》考校既疏，乖错尤甚。万君无书足信，惟凭《实录》及稗史之可从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时之后先……万君在时，于徐公《传》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钱君俱详注其故于目下。按，据杨椿行年，事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 （4）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万斯同第二次南还故里，携钱名世同行。张恕作诗云：“客邸何人慰寂寥，江南钱起超凡俗（原注：武进钱子亮工同行）。”（《南兰文集》）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史馆派钱名世做万斯同的助手，是因为“万时卧病”，且“目眵昏”，“不能自书”，而钱名世“才思捷敏”。“万钱修史”的方式则是“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或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而且这种修史方式效果很好，“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 四、万钱合著《石头记》 1、万斯同私撰《明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资深监修官徐元文回《明史》馆，专心负责修史之事。徐元文之兄徐乾学也新任《明史》总裁。这一时期，《明史》修纂实际上主要由昆山“二徐”主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昆山“二徐”的主持下，终于形成了一个指导修史的重要文献《修史条议》。万斯同参与制定的《修史条议》共61条，其中有如下2条： （1）关于建文皇帝逊国出亡，“野史有之，恐未足信”。主张辨证史实，以存其说。同时指出，明成祖也曾残酷迫*害建文忠臣及其亲属。意有谴责朱棣之“篡”。 （2）建议仿《宋史》例，将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本纪》之后，“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 《修史条议》公布后，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关于建文逊国和明成祖残害建文忠臣问题，自修史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确实出于对史实本身的辨析，由于资料缺乏，关于建文皇帝的下落究竟如何的确难于断定。但另一方面则明显出于“书法”问题，这就难免与明清易代的历史有着某些明显的类比关系。如果强调“建文逊国”，在清政府看来就含有咏叹明祚不绝、正统永在的味道，而谴责朱棣以“靖难”为名兴师篡夺大位，这和谴责明朝建州军卫之后公然篡夺主权，假“为明廷报君父之仇”而入主天下，自有同工异曲之妙。须知“篡国”二字正是当时清政权最害怕的字眼。关于南明历史地位和清初反清志士的评价问题，也是自《明史》开修以来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按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明朝历史的句号就应当打在顺治元年，此后的南明诸君和抗清死节之士不过是“跳梁小丑”。他们当然不愿意将这段悲壮的历史书之汗青。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如果承认南明三王还在继续保持大明王朝的“正朔”，那么，清初顺治入关以来政权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如果大张旗鼓地表彰清初反清志士，那么那些投降和归顺清廷而在朝为官者的道德行为就值得批判。 康熙二十六年（1687），昆山“二徐”代表史馆第一次进呈《明史》稿《本纪》7卷，《列传》15卷。这也是《明史》自修纂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进稿。进呈史稿的同时，徐元文还向康熙帝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后2条为： （1）请按《宋史》例，将晚明福、唐、桂三王附于《愍帝（崇祯）本纪》之后。 （2）请按《宋史》、《元史》例，准将清初抗节人臣载入《明史》。强调了“各为其主，尽忠所事”的“忠义”原则。 这两条已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修史条议》，为何三年之后又重新提出？足证当时清政府并不同意这一原则。在昆山“二徐”进呈史稿后，康熙帝传谕大学士，强调纂修《明史》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以防议论不公。康熙帝告诫说：“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若不审己之所行而徒轻议古人，虽文词可观，亦何足道？朕尝博览群书，于古之圣君哲后未敢漫加评骘（zhì排定）也。”同时，还指斥当年《元史》修纂“议论偏，殊乖公正”。同年五月，康熙帝在召见《明史》监修、总裁陈廷敬、汤斌、徐乾学等大臣后，又再次提到修史问题说：“朕从来不轻评论古人，即如《明史》一书，朕亦不遽加论断。然评论古人犹易，若评论时人更难……总之，人之学问原有一定分量，真伪易明。若徒肆议论，则不自量矣！” 康熙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昆山“二徐”所进《明史》稿究竟如何，也没有对徐元文疏请有关南明和清初抗节人臣书法的话题表态。但是，只要熟悉康熙帝对《明史》修纂的话语，就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这时进呈的《明史》稿，对昆山“二徐”等关于清初抗节人臣和南明历史的建议，是非常不满的！康熙帝所谓不敢对“圣君哲后”“漫加评骘”，显然有指责《明史·太祖本纪》稿关于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意；康熙帝反复强调《明史》修纂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显然与南明历史的书写有关。众所周知，南明诸朝本无《实录》可据，尔等又如何道来？康熙帝所谓“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说的不是别人，正是指当时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兄弟，特别是锋芒毕露的徐乾学。 《修史条议》公布后引起的争议，康熙帝对昆山“二徐”的批评，万斯同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深知当时清政府对于明朝历史的断限原则意在崇祯一朝，而南明福王、唐王、鲁王和桂王的历史，最多不过会如史馆之请勉强附在崇祯《本纪》之后。这样一来，不但整个明朝历史有失完整，而且南明时期无数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将付诸东流。对于以世代忠节著称的万氏家族的子孙，对于亲身经历过南明历史的明史专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以他编外“史官”的身份，或即便他就是监修、总裁，也不可能“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万斯同逐渐明白，要靠官修《明史》来全面、公正地记载大明王朝的历史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让温睿临来完成记述南明历史的任务，以补正官修《明史》的不足。温睿临虽然接受了万斯同的建议，但直到万斯同去世后，他才发凡起例，将这部著作完成，题为《南疆逸史》。 万斯同私撰《明史》的念头可能最早萌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这段时期，万斯同周围有几位身世和思想大体相同的朋友，如刘献廷、杨宾、王源、刘坊、戴名世等。他们眼看《明史》，特别是南明历史不可能按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修纂成书，于是便有了私修《明史》的计划。据刘坊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昆山“二徐”被劾归里，刘献廷通过万斯同从史馆中抄出不少史料，准备带回太湖东山，邀约王源、戴名世等友人，“为一代不朽之业”。可惜刘献廷南归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万斯同和刘坊不禁扼腕叹息！据杨宾记载，昆山“二徐”走后，万斯同“卒留三年，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杨无咎后来根据万斯同之子提供的材料为他作《墓志铭》，也明确肯定这一事实说：“惟国史《列传》有以直笔，恐触时讳，乃别构一书，凡崇祯后监国功臣咸削而不书。”万斯同之所以在晚年才开始私撰《明史》，首先缘于他日益对官修《明史》稿的不满。尽管他一直参与了这些史稿的修订，但是全书的体例、内容并不能完全按他的思想裁决。特别是王鸿绪等人接管修史工作以来，官方对《明史》修纂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所谓“一代信史”只能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成书，这使万斯同倍感压抑和郁闷！但他越是看出官修《明史》可能出现的弊端，他就越是不能轻易离开史馆。因为当时再也没有谁比他更深入具体地掌握《明史》修纂的资讯。充分利用史馆资料和旧稿“别构一书”，全面公正地书写有明一代历史，既是他自从研治明史以来的心愿，也是他离乡背井、隐忍史局的最大和最后一个愿望。（朱端强《布衣史官—— 万斯同》） 万斯同“恐触时讳”，曾“别构一书”，“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而这正与《石头记》之“明史”（朱明末世）完全相符（详见《石头真言》），是万斯同撰写《石头记》之内证。 《中国通史》（白寿彝）：清初所修《明史》，隐没了不少历史事实，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之事实，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除此之外谢国桢还列出了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关于谢国桢所列第四点，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就曾当面提出过，万斯同解释道：“吴会之人尚文藻，重声气，士大夫之终，鲜不具状志家传。自开史馆，牵引传致，旬月无虚，重人多为之言。他省远方，百不一二致。惟见列朝《实录》，人不过一二事，事不过一二语；郡州县志，皆略举大凡，首尾不具，虽知其名，其行谊事迹，不可凿空而构。欲特立一传，无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连相类者，以附诸大传之后，无可附则惟据《实录》所载，散见于诸志，此所谓不可如何者也。” 而《中国通史》指出的《明史》所隐没的两大事实，即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和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之存在，以及谢国桢所列第一点、第二点，则正是《石头记》所记载的主要内容。（详见《石头真言》） 至于谢国桢所列第三点，《石头记》则与《明史》不同，《石头记》区别对待明末农民军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石头记》也极端蔑视推*翻北京朱明的李自成农民军，并极力丑化贬低之。但对张献忠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在南明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则给予充分肯定和颂扬。（详见《石头真言》相关章回） 所以《石头记》是对清初官修《明史》所讳言部分的修正、所隐没部分的补写，将《石头记》与《明史》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明史”，即《红楼梦》（“朱明之梦”）。 万斯同逝世后留在史馆的“原本”，凡“涉忌讳者”先后经钱名世、熊赐履、王鸿绪等人继续改削后，整合为官修《明史》稿系列。据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云：“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本大半出先生手也。”而《明史》中不能正确记载或没有记载的部分，万斯同则将其主要内容写入了《石头记》，作为对官修《明史》的补正。也就是说万斯同最后用《明史》和《石头记》这两部史书，全面、公正地记载了大明王朝的历史，实现了“藉手以报先朝”之夙愿。 2、《石头记》从钱名世手中传出 （1）钱名世取走万斯同藏书 方苞《万季野墓表》：“及余归，逾年而季野竟客死，无子弟在侧，其史藁及群书遂不知所归……季野所撰本纪列传，凡四百六十卷，惟诸志未就，其书具存于华亭王氏（王鸿绪）。” 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先生在京邸，携书数十万卷，及卒，旁无亲属。钱翰林名世以弟*子故，衰絰为丧主，取其书去，论者薄之。” 万斯同之子万世标《明史原稿流散目录》：“其原稿皆在俨斋（王鸿绪）先生家……在壬午年四月初八日，遗书尽为亮工去取，无一好本寄回家者，都门士大夫皆知其事也。” （2）在万斯同藏书中有《石头记》 光绪二十三年邱炜萲（wěixuān）在《菽园赘谈》中写道： “《红楼梦》一书，不著作者姓名，或以为曹雪芹作，想亦臆度之辞。若因篇末有曹雪芹姓名，则此书旧为抄本，只八十回。倪云癯（qú）曾见刻本，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后来联缀成文者，究未足为据。或以前八十回为国初人之旧，而后四十回即雪芹所增入。” 早在乾隆年间，陈镛在《樗散轩丛谈》（嘉庆九年青霞斋刊本）中记载道： “《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陈镛，江苏吴江人，字兰冈，著有《樗散轩丛谈》十卷。 同治年间，倪鸿在《桐阴清话》中引用了《樗散轩丛谈》中的话，对《红楼梦》出于“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之说表示认同。 邱炜萲谓《红楼梦》“或以前八十回为国初人之旧”；陈镛则谓“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倪鸿表示认同。而所谓“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与“万钱修史”时的钱名世完全相符。钱名世正是康熙年间王鸿绪为万斯同安排的助手，住在北京王鸿绪馆中，既是常州府人，又是孝廉。“西宾”：旧时宾位在西，故称；常用为对家塾教师或幕友的敬称。“孝廉”：明清两代对 举人的称呼；钱名世在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万斯同辞世后第二年，钱名世又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但因为他后来成了雍正钦定的“名教罪人”，所以后人讳而不言。 据此可以判断，《石头记》最初是从钱名世手中传出去的，因此人们以为他就是《石头记》作者，这是万钱合著《石头记》之外证。 从万斯同私撰《明史》和万钱同修《明史》的时间来判断，当是万斯同先开始撰写《石头记》（或《风月宝鉴》），钱名世后来加入。而从《石头记》内容和“脂批”来判断，万钱合著《石头记》的方式也当与“万钱修史”相同，即由万斯同构思撰写，钱名世再“属辞润色”，或由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 全祖望和万世标对钱名世取走万斯同藏书表示气愤，是因为不知道钱名世也是《石头记》作者之一，而这些藏书有可能是万斯同送给钱名世的。据方苞《万季野墓表》记载：万斯同曾与他长谈，“（万斯同道：）‘子诚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经纬其文。他日书成，记其后曰，此四明万氏所草创也，则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书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逾岁吾书成，当并归于子矣。’”但方苞未允其事。而钱名世在万斯同逝世后有保护和润色《石头记》之责、续修《明史》之任。不过这些藏书随后被人强势索走，有脂批为证。第二十一回有一眉批云：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已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已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壬午九月”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距万斯同辞世仅约半年左右。“索书甚迫”，表明万斯同的藏书确实在钱名世处。此条批语将万斯同之藏书比作“子美（杜甫）祠”，将索取人比作贪吏“郡守”，可知藏书将不保。而钱名世却因此背了三百年的骂名，不过这与后来的“名教罪人”相比，也就算毛毛雨了。 3、一条旁证 土默热先生通过对《红楼梦》中出现的文人及其作品进行考证分析，认为：“这些文人都是清朝初期以前的人物，时代最近的是顺康年间的林云铭、吕熊、褚人获、洪昇等。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康熙朝中期以前的作品，问世时间最晚的是康熙中期的《女仙外史》、《坚瓠集》和《长生殿》。这说明了什么呢？《红楼梦》作者并不避讳写当代人和当代作品，但书中绝无康熙中期以后的人物和作品出现，只能说明，《红楼梦》创作于康熙中期，与其后的雍正、乾隆时代绝无关系。” 其中洪昇的《长生殿》问世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孔尚任的《桃花扇》则问世于康熙三十八（1699），二人并称“南洪北孔”。但在《石头记》中却只有《长生殿》而无《桃花扇》。 土默热先生的这一发现很重要，可作为“《石头记》作者是万斯同、钱名世”的有力旁证。因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早期版本甲戌本就创作于康熙中期，大致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之间（详见下文）。 五、《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 第五十回原文 李纨因笑向众人道：“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昨儿老太太只叫作灯谜，回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众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作的。先说了，我们猜猜。”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在止于至善。”宝钗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李纨笑道：“再想。”黛玉笑道：“哦，是了。是‘虽善无征’。”众人都笑道：“这句是了。”李纨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云忙道：“这一定是‘蒲芦也’。再不是不成？”李纨笑道：“这难为你猜。纹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问道：“可是山涛？”李纹笑道：“是。”李纨又道：“绮儿的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笑道：“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绮笑道：“恰是了。”众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众人会意，都笑了，说：“好！” 李纨三姐妹之“春灯谜”共有四个谜语，这四个谜语单独各自成谜，串起来后又构成另外一个谜语。就是这个连环谜语，道出了《石头记》作者之莫大秘密。 1、谜面：观音未有世家传 打《四书》一句 谜底：虽善无征 原文先指出谜底不是“在止于至善”，宝钗又提醒“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于是黛玉猜出谜底为“虽善无征”。 “虽善无征”：出自《礼记·中庸》：“上焉者虽善无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 此谜意为：观音虽善，但没有“世家”、“传”，无从征考。 “世家”：《史记》中用以记载侯王家世的一种传记。“世家”之体古已有之，司马迁撰《史记》时以之记王侯诸国之事，著《世家》三十篇；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亦著《列国世家》十篇。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故称世家。 “传（zhuàn）”：传记，这里指史书“纪传表志”之“传”。 “征”：证明，验证。 2、谜面：一池青草草何名 打《四书》一句 谜底：蒲芦也 “蒲芦”出自《四书》《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 东汉郑玄注曰：“蒲芦，蜾蠃（guǒluǒ），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芦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芦之于桑虫也”。 蜾蠃（蒲芦、土蜂）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以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蒲芦，说者以为蜾赢，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所以《四书》中的“蒲芦”实际上有两解，一为蒲苇，一为蜂。 3、谜面：水向石边流出冷 打一古人名 谜底：山涛 谜面出自宋代苏洵“冷香联句”：“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山涛”：晋代诗人，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 此谜是一个“谜中谜”，其谜底“山涛”实际上也属于谜面。我们且将“水向石边流出冷”分作两句来解： （1）“水向石边流出”：山涛字巨源，点出此“水”乃“大水”。大水冲刷石头会将其边角冲走，而“石”字去掉“边”（一横一撇）后就只剩下一个“口”字。 （2）“水流出冷”：即水从“冷”流出，而“冷”字之“水”（含“令”字下面一点）流出后就只剩下一个“今”字。 “口”和“今”合而为一便是一个“吟”字，这才是此谜真正的谜底，因为只有大水“向石边流出”并发出声响才能称之为“山涛”。 而“吟”又为古典诗词的一种名称（如《五美吟》），代指《石头记》；“记”：记载事物的文章或书册。 4、谜面：萤 打一个字 谜底：花 萤火虫在夏季多就水草产卵，化蛹成长，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由腐草本身变化而成。《礼记·月令》：“季夏之月……腐草为萤。”崔豹《古今注》：“萤火，腐草为之。”故黛玉道：“‘萤’可不是草化的？”“草化”为“花”字之分拆。 我们将这四个谜语串起来进行解读： 第1个谜语借“上焉者虽善无征”，点出遭清廷忌讳和隐没之“明史”（主要指明末清初史）也将“不可考”。 第2、3、4个谜语则点出《石头记》作者及其创作方法。其中第2个谜语之谜底为“蒲芦”，第3个谜语之谜底为“吟”；第4个谜语则用“水草化萤”点出“蒲芦”和“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蒲芦化吟”。“吟”与“萤”谐音，“蒲芦”即水草（蒲苇）。 “蒲芦”又指蜂，而“蜂”又名“万”。《说文》：“万，虫也。”《埤雅》：“蜂一名万。盖蜂类众多，动以万计。”《字汇》：“万，蜂也，今借作数。”《正字通》：“万，蜂王也。” “蜂”即“万”，“万”即指万斯同。所以所谓“蒲芦化吟”即“万化吟”，意指万斯同像“蒲芦化桑虫之子为己子”和“草化萤”的传说一样，“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即将“明史”化为了《石头记》。“万斯同”即“万与此相同”之意；“斯”，此也；“同”，一样，没有差异。 所以《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石头记》即“世家传”，即“明史”。 六、“山子野”即万斯同 《石头记》第十六回原文 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凡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裁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 “明公”：本用以称呼有学识有地位的人，后泛作对人的尊称。 “山子野”：脂批道：“妙号，随事生名。”“山子”：假山，指用假山造园。 大观园是万斯同为记载“明史”而搭建的历史大舞台，代指明朝（中国）。而“一一筹画起造”、“制度”之“老明公”“山子野”即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所谓“山子”，即隐万斯同之号“石园”；所谓“野”，则切万斯同之字“季野”。（季：兄弟排行次序最小的；万氏八兄弟，斯同最小。）所以所谓“山子野”即万斯同。（详见《石头真言》第十六回“大观园”） 七、《石头记》创作手法 第五十回李纨三姐妹之“春灯谜”，不仅道出了《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还道出了《石头记》的创作手法，即像“蒲芦化桑虫之子为己子”和“草化萤”的传说一样，“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那么万斯同究竟是怎么将“明史”化为《石头记》的呢？ 《石头记》第一回原文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甲戌侧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空空道人）将《石头记》【甲戌侧批：本名。】再检阅一遍……因毫不干涉时世，【甲戌侧批：要紧句。】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万斯同“草化明史”之法，就在“空空道人”四字之上。所谓“空”，同“控”，人的头部朝下。 第二十八回原文 宝玉进来，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宝玉走进来笑道：“哦，这是作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空着头，一会子又头疼了。”黛玉并不理，只管裁他的。 “这么空着头”之“空”，即“控”，低下头。那么所谓“空空道人”，乃“控控倒认”也，意思为：低下头，再低下头，倒着认字。这就是“空空道人”读抄“石头故事”之法，具体为：背对着“石头”，叉开双腿，低下头，再低下头，低之再低，直低至裤裆之下，然后睁眼瞧去，果然“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从裤裆底下倒读“石头故事”，结果读出了《石头记》，于是“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 古文书籍排版与现在不同，是从右往左。而治印则刚好相反，须从左往右。不仅如此，图章上的每一个字，其笔画都须左右相反。如果要读图章上的文字，必须左右反着读。“青埂石头”（通灵宝玉）即传国玺之玉角，空空道人以为要读“石头故事”也必须像读图章上的文字一样反着读，于是效仿玩童从裤裆底下倒着读；所谓“倒读”即反读。“石头故事”即“明史”，但空空道人“再检阅一遍”，仍判定其“毫不干涉时世”，此乃“倒读”之故也。 这就是万斯同“草化明史”之法，即反抄“明史”。所以“明史”（“石头故事”）＝“反文《石头记》”。 万斯同“草化明史”之法，其实也是一种“为政之道”。《中庸》道：“夫政也者，蒲芦也。”郑玄注曰：“政之于百姓若蒲芦之于桑虫也。”（详见李氏三姐妹之“灯谜”） “政”，亦“正反文”也。“攵（pū）”，古同“攴”，轻轻地击打。《正字通》：“九经字样作攴，今依石经作攵，与文别。”“攵”字在字义上与“文”字无关，但字形上与“文”字之反文相似，故俗称“反文”。 所谓“夫政也者，蒲芦也”，也指“正反文”乃万斯同像“蒲芦化桑虫之子为己子”一样“草化”而来。那么《石头记》即“正反文”。 “政”亦贾政之名，贾政字“存周”，即“纯诌”，意谓“正反文”纯属虚构，即“满纸荒唐言”。 那么贾赦之“赦”，“赤反文”也。贾赦字“恩侯”，即“纫后”，意指缝缀在后。所以《石头记》＝正反文＋赤反文。这和荣国府一样，荣国府＝“正院”（贾政）＋“东大院”（贾赦）。那么“石头故事”（“明史”）＝正文＋赤文。“赤文”指粘在“传国玺”上的朱砂。 所以《石头记》不仅在内容上是“传国玺传”，在形式上也是“传国玺传”。“传国玺”上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所以万斯同将《石头记》设计为八十回。印玺上的文字与钤盖出来的印文上的文字左右相反，所以将“明史”设计为正文，将《石头记》设计为反文。而林黛玉本是为“宝玉”（缺角传国玺）补缺之玉角（赤玉、朱砂），所以又为《石头记》之正反文设计了补缺之赤反文，“正反文＋赤反文”才是一部完整的《石头记》，《石头记》亦即“衔赤玉之传国玺”。也就是说八十回《石头记》虽然看起来是未完成之作，但再加上“赤反文”就是完璧。赤反文属于《石头记》本文，是《石头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要解读《石头记》，必须反读《石头记》，即将其“正反文＋赤反文”还原为“石头故事”（“明史”）之正文和赤文。 “赤反文”虽然属于《石头记》本文，但其表现形式实际上即朱笔批语，即“脂批”。那么脂批之作者脂砚斋也是万斯同。所谓“脂砚”即朱砚，指研磨朱墨的砚台；“脂”指胭脂，可代朱砂。而“朱砂”即“衔赤玉之传国玺”之赤玉，所以脂批即《石头记》之赤反文。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意谓空空道人因从裤裆底下倒读“石头故事”而看到了《石头记》中的美色，因美色产生了情欲，再将情欲传入美色（详见《红楼玄关》之四），最后从美色中悟出了“色即是空”之佛理。第一个“空”即“控”，指倒读。“色”，指“红楼人”，即空空道人从裤裆底下倒读《石头记》所见之美色。“情”，情欲。第二个“空”乃佛教语，本指万物从因缘生，没有固定，虚幻不实；这里一语双关，又指《石头记》中的美色看得见却够不着。 于是空空道人“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所谓“情僧”，即为情所困之僧。所谓《情僧录》，即使其“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之书。 八、《石头记》创作过程 1、《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甲戌本第一回原文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甲戌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甲戌眉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甲戌双行夹批：此是第一首标题诗。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甲戌眉批：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这段文字记载了《石头记》早期创作背景及有关情况。其中的批语当为钱名世所写。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 “吴玉峰”，指昆山徐乾学。苏州昆山古为吴地，而徐乾学之遂园在玉峰（马鞍山）北麓，故用玉峰代指徐乾学。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皇帝任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官，重启《明史》修纂，万斯同受徐元文之邀赴京修史。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资深监修官徐元文回《明史》馆，专心负责修史之事。徐元文之兄徐乾学也新任《明史》总裁，昆山“二徐”开始主持《明史》修纂。 此处点出《石头记》即“明史”；《红楼梦》即“朱明之梦”。同时点出《石头记》创作时间，即在清朝组织纂修《明史》之时。 “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 “东鲁孔梅溪”，指再现南明历史之《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孔尚任与万斯同交往密切，曾作《赠万季野》一诗云： “菡萏初拆风，桃花晓露逼。清流泛红霞，难比仙人色。欲求驻颜方，毛孔尘难拭。药物在何山，俗眼未一识。拜问商大夫，所阅几荆棘。丰颊若乳婴，必借大丹力。举掌拍我肩，负屈莫留臆。大丹亦易成，行吟须早息。抑郁伤气神，不啻金火克。吾读古史多，荣辱殆千亿。” 万斯同辞世后，孔尚任又作《哭万季野先生步杜工部哭李常侍韵前起后结俱用原句》二首： “一代风流尽，斯文隐恸深。登堂收卷帙，哭寝失声音。烟草归无路，风花落满林。魂游多侠伴，冥赠不须金。” “小饮春杯尽，谁知路永辞。讲坛忧道日，病枕望乡时。生死怜羁客，精灵爱挽诗。箧中遗稿在，不愧史臣词。” 《风月宝鉴》即“风月鉴”，正反两面皆可照人，点出《石头记》分正反两面（详见《红楼玄关》之四）。 脂批道：“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因《石头记》中也有“风月宝鉴”之章回，所以所谓“《风月宝鉴》一书”当为《石头记》之前身。“棠村”当指刘献廷，万斯同与刘献廷相交极深。据刘坊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昆山“二徐”被劾归里，刘献廷通过万斯同从史馆中抄出不少史料，准备带回太湖东山，邀约王源、戴名世等友人，“为一代不朽之业”。可惜刘献廷南归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万斯同和刘坊不禁扼腕叹息！ （所谓“吴玉峰”、“孔梅溪”和“棠村”，都不可能是真实名号，我们只能从万斯同修史时的相关人员中推断。）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所谓“悼红轩”即“明史馆”。因《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所以这里说万斯同在明史馆只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而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点出攻读刻苦，常用“萤雪”来形容。比如元代吴昌龄《张天师》第一折：“雪案萤窗，辛勤十载，淹通诸史，贯串百家。”又如南宋俞成《萤雪丛说》自序：“余自四十以后，便不出应举……优游黄卷，考究讨论，付之书*记，囊萤映雪……” 所谓“曹雪芹”即万斯同。“曹”谐音“草”；“雪”替换为“萤雪”之“萤”；“芹”，水草，代指“一池青草”之“蒲芦”。所以所谓“曹雪芹”即李纨三姐妹灯谜之所谓“草化萤之蒲芦”。而“萤”即“吟”；“蒲芦”又指蜂，即“万”。所以所谓“曹雪芹”即“草化吟之万”，即创作《石头记》之万斯同。 脂批道：“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此批则明点曹雪芹（万斯同）即《石头记》作者。 脂批道：“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此批当为误抄在一起的两个批语，当分开看。 （1）“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所谓“壬午”，指康熙四十一年（1702）。这年四月八日，万斯同耗尽心血而逝。 （2）“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万斯同辞世时《石头记》已基本定稿，但还有个别地方尚未完成，故此处谓“书未成”。第二十二回有脂批云：“暂记宝钗制谜云……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丁亥”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第七十五回亦有脂批云：“缺中秋诗，俟雪芹。” 所谓“芹为泪尽而逝”，即脂批之所谓“哭成此书”之意。 所谓“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当指钱名世想完成《石头记》，但不知万斯同本来的构思。“石兄”表面上是指“青埂顽石”，实际上是指万斯同。 所谓“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当指钱名世希望将来能有人懂得万斯同之构思。“一芹一脂”指万斯同；“余二人”则指万钱。 所谓“甲午八日”，当为“甲辰八日”之误抄。“甲辰八日”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八日，是万斯同辞世之日。（注：甲戌本作“甲午八日”，靖藏本作“甲申八月”。其中“午”当为“辰”之形误；“申”则当为“辰”之音误。） 《金陵十二钗》之名取自第五十回“春灯谜”和第五十一回“怀古诗”之“十二江南名妓”，点出《石头记》主要为“明末清初史”（朱明末世）。（详见《红楼玄关》之三）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甲戌本”因此句而得名。甲戌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每页版心上部题“石头记卷（几）”，下部署名脂砚斋。这显然是万斯同的精心设计。万斯同将《石头记》设计为“石头所记之事”，由空空道人抄录传世，后经曹雪芹增删，“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脂砚斋则抄录批评，但实际上曹雪芹和脂砚斋都是万斯同。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万斯同逝世，《明史》尚未修改成书。康熙四十八年（1709）王鸿绪解任回籍，将《明史》稿带回故乡继续修订。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鸿绪奉特旨起复来京，又进一步对《明史》全稿进行了通纂和修订。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终于完成了《明史》全稿310 卷的修订，进呈皇帝御览。王鸿绪自康熙十八年（1679）以来一直断续参加和主持过《明史》修纂，尤其是在万斯同等修史者辞世之后，他坚持完成了同人未竟的事业。《明史》王稿无疑有他辛勤的劳作，但更是万斯同和康熙朝无数修纂者们心血和汗水的结晶。然而，王鸿绪却径自将这部史稿的副本刊刻行世，版心书以鸿绪之号，赫然题为《横云山人明史稿》，且书前书后绝无一字提到万斯同或别的史官，这就难免引起论者关于王氏“窃攘”万氏史稿之说了。（朱端强《布衣史官——万斯同》） 与王鸿绪在版心题“横云山人”一样，甲戌本版心所题之“脂砚斋”，也可视作曹雪芹之号。 所谓“抄阅再评”，是因为《石头记》＝正反文＋赤反文，本来就带有以朱批形式出现的赤反文，所以这里脂砚斋只能是“再评”。但“再评”之批与“赤反文”不同，是真正的批语，而“赤反文”则属于《石头记》本文。所以脂批实际上分为两种，即“赤反文”和“重评”。但“重评”本就是“正文”，用不着反读。 所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石头记》（正反文＋赤反文）＋“重评”。所谓“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已将此书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仅点出此书由本文和脂批两部分构成，而且还点出批语也由赤反文和“重评”两部分构成。而版心上题“石头记”，下署“脂砚斋”，并在第二回一眉批中自称“脂斋”，正是为了呼应此书之名。 所谓“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也表明甲戌本之祖本是《石头记》初期稿本，稿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后。甲戌年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 脂批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而“甲戌本凡例”中也有“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诗句。所谓“十载”，当指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后之十年。 万斯同开始撰写《石头记》的时间，当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昆山“二徐”代表史馆第一次进呈《明史》稿之后。其时万斯同已确知清廷不同意“将晚明福、唐、桂三王附于《愍帝（崇祯）本纪》之后”，不同意“按《宋史》、《元史》例将清初抗节人臣载入《明史》”。所以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创作时间，大致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之间，而钱名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后加入。 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庚辰本 己卯本又称脂怡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册总目书名下注云“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三册总目书名下复注云“己卯冬月定本”，故名己卯本。己卯年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 庚辰本又称脂京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各册卷首标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五至八册封面书名下注云“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故名庚辰本。庚辰年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 己卯本、庚辰本与甲戌本不同，不是在版心题“脂砚斋”，而是将“脂砚斋”（或脂砚）之名直接署在书中的一部分批语之后。这仍是在呼应《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书名，表明《石头记》由本文和批语（含赤反文）两部分构成。而甲戌本中的另一真正批书人则在庚辰本中署名“畸笏叟”，露出庐山真面目。所以《石头记》中的批书人主要有两人，一为署名“脂砚斋”之万斯同，一为署名“畸笏叟”之钱名世。 所谓“脂砚斋凡四阅评过”，表明己卯本和庚辰本之祖本已是修改三四次之稿，书名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谓“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本”，表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最后定稿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 至于《石头记》戚序本、蒙府本（七十三回）、列藏本、《红楼梦》甲辰本等，应都是辗转抄录自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及其修改、加批之后的版本。因为甲戌本、庚辰本以及靖藏本上都有畸笏叟在万斯同逝世后所写的批语，所以这些版本应都源自钱名世之手。后人改书名为《石头记》，进而改为《红楼梦》，并将书中批语之署名删除，是因为不理解作者将此书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用心。 甲戌本第十三回之“天香楼”，在《红楼梦》靖本中作“西帆楼”，并有眉批云：“何必定用‘西’字？读之令人酸鼻！”而甲戌本第二回也有批语云：“‘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此批显然与靖本之“西帆楼”有关，所以靖本至少有部分内容要早于甲戌本。靖本第四十一回又有眉批云：“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丁丑仲春，畸笏。”“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所以靖本也至少有部分内容要早于己卯本（1699）和庚辰本（1700）。 靖本已经遗失，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也都是不知转抄了多少遍的抄本，又都残缺不全。但好在参考其它各种转抄版本，仍能从中看出万斯同撰写《石头记》过程之大概。 九、畸笏叟即钱名世 《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万斯同将《石头记》设计为“石头所记之事”，将作者设计为“青埂顽石”，即曾被镶补在缺角传国玺上的北京朱明之通灵宝玉，畸笏叟称其为“石兄”。又将曹雪芹设计为披阅增删者，将脂砚斋设计为批书人。 “曹雪芹”即万斯同，将“明史”反写成了《石头记》之“正反文”。 “脂砚斋”亦万斯同，“脂批”＝“赤反文”＋“重评”。 “畸笏叟”即钱名世，是《石头记》第二作者。“畸笏”之名，也因《石头记》而有。“笏（hù）”，古代大臣上朝所执之手板，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上面可以记事；借指可以向清廷进呈之官修《明史》（万氏稿）。“畸”，数的零头，余数。所以“畸笏”代指未能记入《明史》之“明史”，相当于“无材补天，幻形入世”之“青埂顽石”（通灵宝玉）（或约1/4天），而青埂顽石“所记之事”即《石头记》，即“明史”。“玉笏”则相当于“三万六千五百块补天石”（或365天），即缺角传国玺（宝玉）。所以所谓“补天”也指万斯同用《石头记》补全《明史》。 “脂砚”和“畸笏”是万钱为撰写《石头记》而设计的两个半真半假的人物，不可将其与万钱一一对应。 1、“脂批”的种类 《石头记》中的批语大致可分为以下5种： （1）赤反文 是以批语形式出现的《石头记》之本文，为万斯同所写，是《石头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比如甲戌本第一回对“三万六千五百块（补天石）”批道：“合周天之数。”对“绛珠”批道：“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对“赤瑕”批道：“点‘红’字‘玉’字二。”又对“神瑛”批道：“单点‘玉’字二。”等等。这些批语都属于赤反文，是《石头记》之本文。 还有些赤反文是《石头记》行文脉络之节点。 比如，庚辰本第二十三回有批云：“妙！这便是凤姐扫雪拾玉之处，一丝不乱。”又比如，第三十一回庚辰本有批云：“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详见相关章回） （2）“脂砚”之批 也为万斯同所作。因“脂砚”之“脂”即胭脂，又来自“衔赤玉之传国玺”之赤玉，而缺角传国玺即宝玉，赤玉即林黛玉，所以在“重评”中有些批语带有女性口吻。 “脂砚”之批，是万斯同以批者口吻所作之批，具有介绍、引导的功能，为读者点出《石头记》之关键，揭开《石头记》相关部分的奥秘。 比如，甲戌本第一回有批云：“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接得无痕。”第五回有眉批云：“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点俗人，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观者恶其荒唐，余则喜其新鲜。有修庙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太虚幻境以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等等。 （3）“畸笏”之批 为钱名世所作。因钱名世是第二作者，所以其批也点出了其相关部分的秘密，与“脂砚”之批有异曲同工之妙。 书中还有“脂砚”与“畸笏”同作之批。 比如甲戌本第一回有眉批云：“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巢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斯亦太过。” 此批前面部分当为钱名世赞万斯同，后一句当为万斯同自谦。 又如甲戌本第二回有批云：“‘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 此批前面之问当为万斯同问钱名世，后面之答当为钱名世答万斯同。（从第十三回靖本脂批之所谓“西帆楼”来看，钱名世当对此处做过修改。） （4）知情者之批 为孔尚任、刘献廷等之批。 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有署名“梅溪”之批，当为孔尚任所作。靖本第十三回有署名“常村”之批，当为刘献廷所作；“常村”应为“棠村”之误抄。 （5）他人之批 包括当时人和后来人之批。 第七十五回有批云：“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此批显系后人所作。 （注：为方便起见，我们在解读《石头记》时将赤反文、脂砚之批、畸笏之批和知情人之批，都称作“脂批”。） 2、“脂砚”突然消失之谜 在《石头记》庚辰本和己卯本、靖藏本中，署年署名的批评者主要为“脂砚”和“畸笏”。在庚辰年以前主要为“脂砚”，但到壬午年以后“脂砚”却突然消失不见，只剩下“畸笏”，其批语也突然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庚辰”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壬午”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脂砚”之所以在壬午年突然消失，是因为万斯同病逝于此年四月初八日。这也反证出“脂砚”即万斯同。 逗红轩 癸巳八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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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0 19:06:34
发表于 2013-10-14 15: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