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百家精华，共同打造文化软实力

张无屮

本报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杜尚泽）国家主*席习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一：展现国学话语特色


“国学”是指以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形成的国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学是构成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中国哲学是国学的脉络骨架，是软实力中的硬道理，是培养国人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才能的必由之路。 国学中侧重于认识论的全面系统分析问题的是古老的《易学》，侧重于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则是道德学说，易学的阴阳、三才、八卦是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而道德学说的道德仁义礼法兵是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易学与解决问题的道德学说，二者相辅相成，以道德仁义礼法兵为经，以易学三才分析为纬，经纬结合共同构成了鲜明的国学特色。


（一）：中国哲学的总基础


中国哲学的总基础是什么呢？是古老的《易学》原理，哲学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人类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古老的易学就是侧重分析问题的顶级方法，是认识论的顶点。
认识论是世界观形成的基础，古《易》的实质，简单讲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和两种规律。一种方法，就是全局和重点兼顾的“三才”分析法 。“三才”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统称，比如一粒种子，怎样才能完成发芽、生长、繁殖、老化的全部过程的呢？一粒种子能否发芽生长，不仅取决于种子本身的质量（人和），还要看土壤营养的情况（地利），更要适合节气的温湿程度（天时），三者条件具备，才是 种子正常生长充分条件。再比如要开一个小卖部的话，就要先考虑政策（天时）、铺面位置（地利）以及自己的专业（人和）三方面的条件，这样才是周全的考虑方法。再比如治理国家要综合考量政权政策、国土资源、民心向背等问题，三才和谐才会国泰民安，其实这和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综合考核管理思路是相通的。
古《易》的基础是阴阳五行，阴阳的理解，就是矛盾对立统一的整体，阴阳这两种因素此消彼长循环往复，这个动态过程用矛盾的原理解释，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间的动态转换，动态转换中主次方面的转换，而呈现出来的现象就是量变、质变的转换。如果用易学阴阳的原理解释的话，就是“太阳、少阳，少阴、太阴”等四象之间的转换。古《易》是追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运动规律的学说，因为事物所表现出来性状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呈现出来的。三才是综合了三个矛盾的动态分析之后的综合分析。
那为什么会有先天、后天两种不同的卦序呢？三爻卦的八卦中的每一卦是相对独*立的卦体，所以才会有先后天两种不同的卦序。六十四卦是由八个子卦一组共有八组的细化，所以八卦是六十四卦的母卦。三才“天时、地利、人和”是对一个事物内部的三个方面的综合分析，三个方面中每一“才”的 情况不同，代表事物的阶段不同，那万事万物共有多少种情况呢？八种！这就是八卦的涵盖能力，也就是三才的涵盖能力。那不同的事物规律又有多少种呢？古《易》告诉我们有两种，就是先天八卦所阐述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和后天八卦所阐述的兴衰成败的事业规律或腐*败规律。

“天时、地利不如人和”，研究三者的关系，这就是古老文明体系的内部联系。一切学识的横断面的分析方法，不出“三才”的框架；而纵向整体的规律，又逃不出“两个规律”的根本轨迹， 古老的《易学》原理的三才分析法，是中国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也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河图洛书到伏羲先天八卦、文王后天八卦是认识论的发展过程，是分析问题的顶级方法，是百家争鸣的思想源泉，不愧为诸经之首。可以看出古《易》不仅涵盖了《矛盾》的哲学性、科学性的特点，而且更具整体性、规律性和前瞻性，可以说是认识论哲学的顶层理论。





（二）：中国哲学解决问题的总思路


百家学说的实质，都是在“修齐治平”的大框架内提供参考。 道德学说的道德仁义礼法兵是全面解决问题的总方法，百家学说都可以在这个总方法中找到相应位置。所以总结中国哲学解决问题的特色，不以历史事件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以历史事件背后反映出的管理实践信息的类型来归类。
《道德经》讲：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1：道


道家老子《道德经》的“道”有三个层次的理解，一是本体论的道，是非常道的道；二是万物表现出来的运转规律通常也称为道，实际上是德，也有道德合称的；三是常道，也就是我们学习自然规律后总结出来作为自己的指导的原则，《道德经》中属于法道的层次，也就是道德仁义礼法兵的不同层次，　分为“天道、地道、人道”三个方面构成。。
本体论从广义说，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从本体论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句话就是区分了“道”与“德”了，“最终本性”是“道”，“一切实在”就是“德”，2500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洞悉了世界本源的最终本质了，登上了最高哲学殿堂了。




２：德


道学的道，是本质的力量，有“夷、希、微”三个特点；德，是道的表现和认识渠道，恍惚、有无、玄德、玄同、不道等五德。比如我们拥有的技术能力是“道”，那表现出来的渠道就是“德”。那我们办事原则是以谁为本呢？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道德”之间的关系是“表里”的关系，也就是说“道”是内在的本质，而“德”是“道”的表现。我们说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按“道”的规律办事，而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检验来逐步完善。也就是说要看按“道”的规律办事的效果来检验，这个“效果”实际上就是“德”。比如，自然界的天道表现在天时的转换，人道在民心的向背。塑料大棚就是我们利用天道的规律为我们办事的例子，这个方法就是“道”的方法，而这个方法的“效果”如何，其实指的就是“德”的如何。比如，我们说的把握民心就是以“道”的方法办事，这个具体方法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而效果如何要看实践的检验来定。可以看出，以德为本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是经过检验之后的“道”，因此用于治国的把握性更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更好的获得长治久安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道德经》的精确性有个认识。


儒家的道德，儒家的“道”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根本是“孝”，在此基础上有“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处世之道，而加强自己的涵养是“德”的内容，比如“温、良、恭、俭、让”，积极主动的推行上面的思想，是“仁”，而“六艺”只是生存的必要技能而已。也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六艺”的内容，以推广孝道为根本，以深厚的修养为基础，能担当有责任心，还有必要的技能为辅助，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孔子的“道德”和老子的“道德”的区别，根本的区别在于儒家将“方法*论体系”转化为了“评价体系”。认为自然万物之所以会生机勃勃的原因，是由于自然万物的运作管理方式，达到了“道德”的标准，而方法则是“仁义礼法”的内容。将这种方法的效果发挥到极致的程度，达到博爱、大同的程度，认为是“近乎道”。依次，再进一步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评价标准：人品好坏、行为美丑、技艺精粗、修养高低等都以达到“尽善尽美、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程度，为“近乎道”。也有庖丁解牛、曲木为轮的典故，将“方法转化为标尺”也是后世道学发展迟滞的根源。

最后，探讨一下现在的“道德”内涵，现在的“道德”已经进一步缩小到人品、行为的是非范围了。书法练的再好，技艺再娴熟，即使获得“近乎道”的评价，也和“道德”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了。


《中庸》和《大学》的“道、德”观念，逐步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道德”观，成为了一种评价个人修养或者技能高低的标准。涵养成了道德的主题，而某项技能达到了反朴归真、浑然天成的境界，则称赞为“技近于道”。我们当今的道德观，和孔子儒学的道德观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和道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道德观就更远了，这也是我们理解《道德经》 的障碍之一吧。

总体说的话， 两家的区别在于，道家更注重方法的培养，而儒家更注重素质的培养。道学培养朴实的能人，儒家培养安分的好人。好人光有好心还远远不够，还要有正确的方法；以身作则固然重要，但是要在正确方针的大前提下才行。道家更多的是从天道、地道、人道的功能互补角度看问题来说明三者的顺序，所以可以更接近平等的观念；儒家更多的是从天地人的表面顺序来阐释不同的分工等问题，所以才会接近等级观念。


３：仁
仁者，爱也，慈恩也。指以爱民如子的心态，来实施管理理念，称为仁政。仁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孔子讲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即讲：“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遭受污辱，宽厚就能得到大众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勤快、敏捷便会有高的工作效率，布施恩惠便能容易使唤别人。”能用此五项内容来管理天下，就是仁了。这是治理天下的“仁”，而治理天下用“仁”的效果较好的情形是子贡问的情况：“如果能够广泛地施予恩惠而帮助民众，怎么样？可以算作仁者吗？”孔子回答：“何止是仁者，一定要讲的话，那就几乎是圣者了！就是尧舜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仁者，自己想有所成就的同时也使别人有成就；自己诸事通顺的同时也使别人通顺。能从身边的事例推广出去，可算是仁者里面得到根本的。”

一般的人在平常生活中，如何用“仁”来指导自己呢？孔子讲：“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是仁的基础；具备刚强、果断、质朴、说话谨慎四种品质的人近于有“仁”；仁者做事在前，论*功在后，平日容貌态度端正庄严，工作严肃认真，对待别人忠诚恳切，这几种品德要不分对象加以执守，而出门时要像去见贵宾一样庄重，役使百姓好像去承担大祀典一般严肃，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就不强加于人。在诸候国中没有怨恨自己的人，在卿大夫封地也没有怨恨自己的人。”这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仁”，而巧言令色，则是缺少不具备“仁”的特点。



４：义
义者，利也。符合道德规范，采取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行为，就称为义。所以，义也有正义、正路、道义、公义的讲*法，有子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即“信守承诺接近于义，因为他说的话都是可以检验证实的。”而平常讲的“见利忘义”，则指被利益蒙住了眼，而忘了人心、公理等约束。所以，义以制心，可以权衡真妄，较量得失，可以作为裁判是非的标准，也是对世道人心的尊重，可以匡救人道的失落。因此，孔子讲：“君子以“义”为高贵的品质；如果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成为强盗。”
墨家贵义，走江湖路线，侠义虽是善举，但是终究不是宽敞大道，墨家式微在所难免。
５：礼：《礼记》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可见礼的作用很大，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礼是封建社会用以维护宗法秩序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等级制度而制定的典章制度。经过夏商两朝的发展，致周朝而趋于成熟，所以孔子讲“吾从周”这和现在的文明礼貌、尊老爱幼有着不同的内涵，今天的礼貌基于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互谅互让的文明行为，体现的是个人素质、含养，而在孔子时期，甚至直到清朝等封建专*制社会，礼是一种近于法的管理制度，礼的基础是名份，就是先确定身份高低，职权从属，从而制定出一系列的礼节仪式，来维护身份贵贱等级的不同待遇，故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礼也是三纲五常的核心内容，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名”和“礼”的重要作用。而正确的对待“礼”的态度则是“不讲排场，不走过场，发于真心”等为要点。
综合起来看，仁、义、礼三者的关系，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有子讲：“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而仁、义、礼和道、德的关系，孔子也讲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讲：“志向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如果用现在的理解，再通俗一点来讲的话，“道”是根本原则，是客观规律，法道就是据此制定的根本的方法；“德”既是道在万物中的内在本质，也是道在万物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和功能；“仁”是爱心基础上的、正面的、积极主动的责任心；“义”是社会公理，人心所形成的一杆秤；“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外在型式。“道”以无为为妙，“德”以无心为妙，“仁”以有心作为而不计个人回报为妙，“义”以自觉为妙，“礼”以发自真心为妙。


德的高层次，是用取得的效果默默的影响别人，而主观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仁的高层次，是主动向别人推介自己的成果来影响别人，而主观上完全是为对方着想，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义的高层次，是运用社会舆论推介自己的成果来加强影响，而主观上认为自己在做有益的事情；礼的高层次是借助如等级一类型式的帮助推广自己的成果，而得不到回应，就会采取措施而使其就范。

所以老子讲，如果不能以道治国，做到无为而民自化；其次，就以道的作用、功能，也就是“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民心；其次，就是通过广施恩惠来积极主动地引导民心；其次，依靠社会公理来约束民心；再次，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但表面形式上要符合规矩；再次，型式也突破了，就意味着侵害他人的尊严和利益了，是不稳定的因素，必须靠“法”来强治管理；再次“法”的界限也起不到作用，只能靠“兵”来镇*压、铲除了。由此，可知“礼之薄”为什么会是“祸乱之首”了，而老子只讲到礼，不讲“法、兵”，到此已可看出结果而不必讲了，所以有“法”以不用为妙，“兵”以不战为妙的观点。
如此解释是针对仁、义、礼的内容来讲的，这样似乎还看不清和道、德的优劣、先后来，这是因为没有结合实施这些理念所取得的效果来分析的结果。如果从被治理者的角度来看待效果的话，则是人性化逐步降低，对被管理者人格尊重程度逐步降低，管理手段由隐而显，由显而强加的变更，从管理对象来讲是以治心为上逐步向治人为主的变化的过程，造成的结局也必然是以人人向善，以德自律，而向依靠礼法型式的约束，才能维护统治的结果。

　６：法
　法有规范性和普遍性，有强制性。法家实用在于法如火的威慑作用，德法结合则可以刚柔并济，否则太钢易折，不会长久。
７：兵
　道家用兵最神秘莫测，但是治国大政方针，是德法结合，是根深蒂固的长治久安之计。
兵家，国之利器，学说汗牛充栋，在于克敌制胜，而不适于用于百姓子民身上。




百家学说的实质，都是在“修齐治平”的大框架内提供参考。一种学说能否成为治国方针，一要有合理性，就是要符合民*意；二要有可行性，就是要使绝大多数民众能够遵守。所以，圣人治国一般都有高低两条线，高标准属于需要提倡的理想状态，而低标准则是要严格遵守的现实标准，两者结合共同构成治理方针的主体。杨朱的“人人为我，天下大治” ；墨子的“兼爱非攻”；问题就出在可行性上，属于理想治国，而庄子发展为“相忘于江湖”，则是属于空想了。法家的“法”虽然可以保证秩序，但是缺少和谐的人情味，道家“以正治国”就明确提出了“德法”结合的高低两条线，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道学的实质就是低姿态，高实力，以服务式隐性人性化管理来赢得民心，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儒家则是在高低两条线上，做的都不够彻底。儒学的管理实质是“仁和礼”，仁是理想的高线，而最依靠的是礼教，也就是门第出身，鲁迅等国学大家反对儒学的根本也是在此，腐儒的“腐”多半也源于此。儒家之所以成为治国理论，风光了2000多年的主要原因，除了人伦道德的基础作用之外，还在于它保存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制和礼仪等级的型式，每个封建王朝 都要用这副架子或空壳来实施自己的统治，而具体统治思想用不用儒家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现在吸取儒学的优秀部分，主要在于自强不息的个人素质培养方面，儒学，虽然有向善向上的主题但是不具备先进性，哲学表现在本体论上的话，儒学没有哲学意义的本体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内涵是现象学的范畴；从治理角度讲儒学属于人治而不是法制。近代中国为什么败于西方文明？物质文明根源于生产力，是工业战胜农业；精神文明源于上层建筑，是法制战胜人治。儒家的“仁”并没有老子的“德”彻底，老子德法结合才是顶层级别的设计。
儒家《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现象学，而古《易》的“阴阳对立统一”是本体论。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哲学，除了没有参破《道德经》的故乱其词的传承手法之外，就是源于《易经》的理解的深度上而言的。
简单说道德仁义礼法兵的理解，道就是做不做好事自愿；德就是做好事不留名；仁就是号召做好事；义就是舆论监督做好事；礼就是领导或长辈号召做好事；法就是规定做好事；兵就是强制做好事。可见每一个字就是一个管理层次，《道德经》讲：【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德仁义礼法兵每个字的核心理念，在应用中有或左或右的理解偏差，不过总体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由“道”到“兵”的方向，是人性化逐步降低的方向，是逐步由尊重到管制，再到强制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几个国家的管理理论实质、社会制度、宗教特征结合起来，用这个理论体系来分析几个实用的例子：
美国基本上是道+法+资本主义+上帝教的综合管理，道德经讲，道有“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特性，简单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突出的是探索创新的能力，善于开创新的领域，资本主义制度也适合个人发展的最大化，竞争法制也健全，天主教的德化教育弥补一部分心灵的慰藉，确实是个人奋斗的天堂。不过，成功的个人是极少的一部人而社会是多数人构成的，人情的弱化，分配的不公，所以矛盾必会由此产生。


我国是德+法+SHZY+宗教自由的综合管理，道是跟着感觉走，个人可以，小集团也可以，国家这样就不行了。德是道的作品，是道的效果，也就是道实践之后验证的就是“德”，是实践出真知的理论成果，政治经济学也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SHZY制度下的优越性，过度竞争就是垄断，活力适度可控就是全面科学管理，德法结合是长治久安之计。


日本表面上是仁+兵+资本主义+武士道的综合管理，实质上按老子《道德经》的说法“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来看，日本“仁”顶多只取了“下仁”的伪善做法，只是自我标榜的借口而已，这一点从日本黑*社*会的性质可以看出来，“义”的核心应用就是黑*社*会性质严重，墨子贵义是一个借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关键是日本总觉得自己受到的待遇不公，所以也就时不时的出点手。可见日本儒学的片面取舍，兵+武士道崇尚实力的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是拿着刀讲仁义，是有实力的小人政治，这从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及其获得的评价中，可以得到佐证。


印度是道+礼+资本主义+佛教的综合管理模式，一方面是理论层次的松散管理，精神层面靠自修约束，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种姓门第观念，所以印度社会表现出的严重的两极分化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的。


其他的，比如战国时代的兴衰成败，诸侯争霸，也可以用道德学说这个体系，用三才分析法来全面分析理解，“义”作为主要的管理策略，应用的可能的是墨家的侠义之举，不过，我看“义”怎么也不是社会的主流观念，做得好的多半是侠客，会帮政府的忙，但是政府不会领情，因为侠客以第三方裁判的角度出场，至少会分散政府的威信。做的不好的，就是黑*社*会，更是政府不容。如今是法治社会，更不能凭意气用事。所以，墨家不久，也是有道理的。秦国二世而竭，兵+法结合太钢易折。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逆也"。抓住了要害，文化是最终的原因。儒学仁+礼+封建社会，容易僵化失去活力，文学繁盛难掩治国理念不全的硬伤，等等等等。算是抛砖引玉吧。


帝道，王道还是伯道，管理思路的层次有高低，但是没有好坏，因为只有实践是检验好坏的标准，脱离实际的空谈必然误国。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草莽乱世；英雄也可以造时势，是统一时的选择结果，好的治理方针也必然是当前实际与长远理想的结合。不过，不论从易学三才匹配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当今时代，都是匹配度最好，矛盾最少的时期，国学复兴，民族复兴都大有可为！

中国哲学是以分析问题为主的易学和已解决问题为主的道德学说二者结合，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可以作为建设SHZY特色文化的基础。孔子道德是为人处事的根本，老子道德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二者结合是道德学说的主要内容。
MKS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解释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客观规律；道德学说从社会管理主流思想变迁的角度，揭示了管理思想向人性化、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SHZY德法结合是与时俱进的长治久安之策。

中国哲学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是道德学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道、德、仁、义、礼、法、兵每个字都是一种治国大正方针的概括，诸子百家各种思想都是道德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学取的是“仁”和"礼"，墨家取的是“义”和"礼"，老子是“德和法”，要在中国哲学的大环境中看儒学。

　　如今世纪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大背景来看，儒学时代适用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反了，儒学的客观环境已经由家天下 而变为全民天下了。儒学 “仁、礼”治国方针 中的“礼”也在五四时期就被彻底批判了，留下的“仁”也只剩下个人素质修养的部分，再怎样修修补补，也难掩先天缺陷，已经承担不起治国大政的重担了。

　　硬件SHZY与软件封建主义残余之间的矛盾，是急需解决的大政方针问题。五位一体，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古老的道德学说中的老子学说可以无缝连接。《阴符经》的五贼，《道德经》的五德，十八大的热词《五位一体》是相通的。 老子提出的德法结合中的“德”有两个内涵，一是 与孔子思想相通的人的道德，二是自然道德，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部分，也就是五位一体的内容。所以，SHZY体制下的德法结合是适应时代客观实际的思想，应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SHZY的主流思想。

张无屮

1：要从中国特色话语的大角度，看道学、儒学等诸子百家学说的总体定性，肯定先秦诸子争鸣对治国大政方针的贡献，肯定诸子思想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可以作为建设SHZY特色文化的基础。

2：中国哲学是以分析问题为主的易学和已解决问题为主的道德学说二者结合，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可以作为建设SHZY特色文化的基础。孔子道德是为人处事的根本，老子道德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二者结合是道德学说的主要内容。
MKS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解释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客观规律；道德学说从社会管理主流思想变迁的角度，揭示了管理思想向人性化、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SHZY德法结合是与时俱进的长治久安之策。
中国哲学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是道德学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道、德、仁、义、礼、法、兵每个字都是一种治国大正方针的概括，诸子百家各种思想都是道德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学取的是“仁”和"礼"，墨家取的是“义”和"礼"，老子是“德和法”，要在中国哲学的大环境中看诸子学说。

3：五位一体，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古老的道德学说中的老子学说可以无缝连接。《阴符经》的五贼，《道德经》的五德，十八大的热词《五位一体》是相通的。

4：看了习主*席在孔子诞辰大会的讲话，真是为道学前途担忧，---------------

张无屮

问：老子对儒学是持评判态度的吗？

　　答： 老子反对的是用仁义礼治国，而不是说作为个人修养也不行。老子道学和孔子儒学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水平不同。主要体现在道德与仁义的区别和无为与中庸的区别中。

　　老子只是说仁义的水平不高，不等于说反对仁义的做法，《道德经》讲“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可见是水平依次降低，但不是反对。
　　说老子批判儒学的主要依据，可能是出于误解，见《道德经》：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伎巧，而奇物滋起；法物（令）滋章，而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老子老练，不招人烦，把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孔子意图太明显，不会彻底的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的尊严考虑，就有低估别人智商的嫌疑，人才级别越高副作用越大。治国用德法结合，儒家是仁法结合，法也不如老子彻底。绝仁弃义的目的，是不要人治，要法治。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是由于水平不高带来的隐患，是人治与法制的区别，是人性尊重程度的问题。反的是假的作为和作假的原因。

儒道不相悖，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依据的角度不同，儒家是从人的需求为人处事的根本做出发点，作为治理理念的依据的；而道家是以道治理自然的方法规律来治理社会国家的，一个是人需为儒，一个是道法自然，取法对象不同视野不同，所得自然也不同，但是儒道不是相悖的，道家可以包容儒家，儒家在人的基本素质的培养中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儒家可以作为道家的基础。

破解传统文化困局要走儒道百家融合的路，孔子代言中国文化，老子代言中国哲学，汲取百家精华是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