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国的青铜器青铜器的伪造、仿造与辨别
一、番国的青铜器
尽管在史书中关于番国较为详细、可靠的材料不多，但传世的番国青铜器数量却不少，延续的时问从西周中期一直到春秋晚期。番国青铜器为我们研究和确定番国的族源、地望、历史提供了诸多可靠的证据。
1、番生簋
定制青铜器西周时期的铜器，簋盖隆起，捉手作圈状。捉手内饰团鸟纹。簋盖上有铭文，共11行139字，载周王令番生“司公族、卿事、太史寮”，并赏赐他衣物、车马、器具等事，番生感恩，并誓报周王知遇之恩，因此而作簋。铭文曰：
不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师型皇祖考不显元德，用绸缪大令屏王位。虔夙夜溥求不潜德，用谏四方，远能迩。王令司公族、卿事、太史寮。……番生敢对天子体，用作簋，永宝。[1]133
郭沫若说：“其为厉世器无疑。余谓《十月》篇之‘番维司徒’即此番。”[1]133-134
2、番匊生壶
西周时期的铜器，壶高60.9厘米，呈圆形，高束颈，宽垂腹，通体布满了水波一样的花纹，以两只口衔细环的夔龙作为壶耳。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青铜器展厅之中。番铜生壶盖内铸铭文32字：
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匆生铸媵壶，用媵厥元子孟妃乖，子子孙孙永宝用。[1]134
此壶是番铜生为其女孟妃乖出嫁所作的媵器，也是公认的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媵”字的媵器。郭沫若说：“生即番生，铜与生一字一名也。”[1]134又在《金文丛考》中说：“此与‘番生簋’乃一人之器，即厉王时之司徒番……生乃司徒番之名，铜其宝”[2]112-113
按郭沫若观点，番生簋和番 生壶同为一人所为，其主人即《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之中的司徒番。其年代在西周后期的厉王时代。而董作宾认为它是周孝王时期的器物[3]263。张懋镕认为：“廿六年番铜生壶，虽然从形制、纹饰、铭文诸方面很难确定它的王世，但王年超过26年的周王只有厉王与宣王。如果将其置于孝世或夷世，都与文献相悖，无法解释。”[4]33从器物的风格和周王朝的王年来看，郭沫若将其定于厉王时期是正确的。但是，郭沫若认为番铜生即《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的司徒番却有待商榷。因为如果诗中的司徒番便是番铜生，那这首《十月之交》就当作于周厉王时期。但是从诗歌本身和当时的史实来看，《十月之交》当作于西周末年的周幽王时期，诗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诗序》说：“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5]665 《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6]9这与诗意相合。陈子展先生于此诗的分析甚详：
《十月之交》，《序》说“大夫刺幽王”之诗。刺幽王何事?按刺幽王宠艳妻、用小人，致有灾异，诗中已经表明。“三家义与毛同”。朱子《辩说》无文，《郑笺》云：“当为刺厉王。”刺幽？刺厉？学者争辩二千数百年。其间宋范氏《补传》、清阮氏《补笺》或从史事，或从古历法科学，确认刺幽。今又得现代天文历法科学家之证实。《汉书·古今人表》以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中术、内史报子、趣马檗、师氏禹，并列下下，在幽王褒姒后。此当出于《齐诗》，与《毛诗》合。[5]669-670
所以，《十月之交》的司徒番并非作簋与壶的番生（番铜生），而是番生的后人。可见，番氏一族在周厉王朝以前就深得周王朝所重用，且身居王室要职，并一直延续至西周末年。
3、番生鼎
西周时期铜器，器物高29厘米，口径l9厘米，为扁圆腹，腹部饰有一圈简单朴素的花纹。内腹底部有铭文5行32字：
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匀生铸媵鼎，用媵厥元子孟妃乖，子子孙孙永宝用。[7]66
此鼎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2002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藏品选》一书收入此鼎，并将其定为商代铜器[8]。周增光认为此鼎与番铜生壶同时铸造，也是厉王时期的器物：“从内容看，这段文字与上述圆鼎的铭文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一自铭为‘壶’，一自铭为‘鼎’。番铜生壶是西周贵族番铜生铸制、用来陪嫁其长女孟妃乖的媵器……该鼎应与番铜生壶是同一时间铸造的同一组青铜礼器中的一件，应命名为‘番铜生鼎’[7]66
4、番妃鬲
西周时期铜器，番妃鬲有铭文l2字：
王作番妃齐鬲，其万年永宝用。[9]
此为周王娶番国之女，并为之作器。此亦为西周之器物，是番氏一族在西周中期至后期备受周王宠信时的证明。
5、番君鬲
春秋早期器物，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鬲口沿宽且外折，束颈，突肩，有凸棱，裆部趋平，足呈兽蹄形。口沿有铭文17字：
唯番君酝伯自作宝鼎，万年无疆，子孙永用。[10]2.24
束颈鬲在西周晚期逐渐消失，此鬲虽为春秋早期之器，然仍承袭西周晚期的式样。此器为鬲而铭文称鼎，是因为鼎、鬲形近的原因。
6、番子伯舍匜
番子伯台匜为春秋早期铜器，高20.5厘米，前有长流槽，圆底下有四个夔形扁足，口沿饰S形兽体纹，腹饰瓦纹。内底铸铭文17字：
唯番伯合自作匜，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11]。
此厘1974年春在信阳长台关乡甘岸村出土，同时出土还有1件铜盘和另一件铜匜。
7、番哀伯鼎、盘、匜
1979年3月在信阳县吴家店杨河发现了二鼎、一盘、一匜，为春秋早期器物，铭文分别为：
唯番哀白（伯）者君自作宝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之。[12]43
唯番哀白（伯）者君用其吉金自作旅盘，子孙永宝用之 [12]43
唯番哀白（伯）者君自作宝匝，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12]43
于此，《简报》认为此为“甫哀伯”，甫即为吕，当是春秋时期吕国墓[12]45。但多数学者认为此为番国墓，如李学勤等。“番哀伯”，学术界又作“番昶伯”[11]793-794此三器风格、铭文内容相同，是春秋早期同一人所作之器物。
8、番叔壶
春秋早期器物，1986年在信阳县平桥西5号春秋早期墓葬出土，铜壶上有铭文日：番叔口龠，自作宝壶，其永用之。[11]794
9、番君伯龙盘
春秋早期器物，1979年出土于潢川县彭店乡，盘通高12厘米，浅盘折沿，双附耳，圈足下有三个兽面扁足。口沿下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内底铸铭文18字：唯番君伯龙用其吉金，其万年子孙永用之享。[l3]91
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鼎1件，此亦春秋早期之物，与番哀伯之器前后相距不远。当是番国在东移过程中留在潢川境内的。
10、上郗公簋
1979年南阳淅川下寺8号墓出土一件上都公簋，为春秋时期的器物，通高17.8厘米，重5.55公斤。直口平折沿，腹壁斜坦，方圈足沿外折，圈足上有椭圆形缺，通体饰蟠虺纹。盖与器造型、纹饰相同。有铭文37字：
隹正月初吉丁亥，上都公择其吉金，铸叔赫、番妃媵篮，其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宝用专[14]9-10
上都公簋为叔嫁和番妃出嫁所作之媵器，叔嫁即叔芈，是楚国之女，番妃为番国之女，番女当为叔嫁之媵。都国在春秋时归于楚，与番同为楚之附庸之国，两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11、番君召簋
番君召笸为春秋中期器物，铭文日：
番君召作馈簋，用享用孝，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15]10,17,4
传世有5件番君召簋，均有铭文4行，22字，无论是格式、风格还是铭文内容都完全一致，徐少华认为：“器铭布局整齐，字体向秀隽发展，风格与传世《陈侯作王仲妫番簋》十分接近。‘王仲妫’我们认为即《左传》庄公十八年所载虢公、晋侯为周惠王所娶后妃‘陈妫’，当在公元前676年，当春秋早中之际，番君召簋亦应在此时或略晚。”[16]128-129徐少华的结论是正确的。
12、鄱子成周编钟
春秋后期器物，1978年在固始县侯古堆出土俐编钟9件，均有铭文，有两件铭文相同，为16字，另一件正面27字，分别为：
唯正月初吉，丁亥，鄱子成周，择其吉金，永。[17]53-54
唯正月初吉，丁亥，鄱子成周，余自出丞，山口口口，口父子孙，保此鼓。[17]53-54
1978年3月，固始县城关镇南山头砖瓦厂的一名工人，在一处名为“侯古堆”的地方取土发现了青膏泥和青铜器。“固始侯古堆”古墓葬呈现在世人眼中。据专家研究，死者为宋景公的季妹、夫差的夫人，是夫差取潘之后，携带夫人占领潘地时，夫人发病致死，埋葬于此的[17]101。墓中出土的番国钢器是夫差克番之后所获得的番国战利品[18]315-316。
13、番仲戈
春秋战国之际的器物，2O世纪70年代初，出土于湖北当阳县金家山43号楚墓，戈援与胡部有错金的鸟书文8字（援6、胡2）：
番仲作伯皇之造戈。[19]95
此如众多的番国器物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番国的族源提供了史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番国的历史、地望等提供了直接和问接的证据。
从番国青铜器的制作风格、铭文来看，它体现出中原文化、淮河流域文化和楚文化融合的特征。
在西周时代，作为朝庭重臣的番铜生（或番生）对周王朝鞠躬尽瘁，对周王毕恭毕敬，在其铜器铭文中极尽忠诚与谦逊。青铜器的风格也与西周中原铡器一致。南迁之后，在铜器的风格上承袭西周后期中原青铜器风格，如“番君酝鬲”束颈、突肩，但是，在其铜器铭文中自称“番君酝伯”、“番君伯龙”、“番君召”等。淮河上游地区的一些诸侯国的国君多自称“君”，如黄君、樊君等。番国君王自称为“君”，一方面表现出对周王室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淮河流域文化之影响。之后，由于附属于楚国，番国贵族很多人在楚国为官，番国文化自然而然地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如春秋战国之际的器物“番仲戈”，戈援与胡部都有错金的鸟书铭文。鸟书文春秋时期产生于楚国，然后沿汉水、淮河流域向东流传，最后在吴、越文化中得到发扬光大。番国的鸟书文当然源于楚文化，同时番国也是鸟书向东传播的一个中介。 |
发表于 2015-1-7 12:2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