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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若干可靠的历日支点 叶正渤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殷都学刊2014.4 摘要:青铜器铭文中的纪时是当时历法的真实记录。西周金文的纪时主要用王年、月份、月相词语和干支四部分组成，也有只有三部分或二部分组成的，有些还有王名记载。研究认为，西周金文月相词语纪时是定点的，分别指太阴月中明确而又固定的一日。厉王时期的晋侯稣编钟和宣王时期的兮甲盘、虢季子白盘等铭文里的历日是当时的真实记录，均已得到验证，它们是西周几个明确而又重要的历日支点。
关键词:金文;月相词语;西周;历日;支点中图分类号:K87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4)01-0015-07
青铜器铭文中的纪时是当时历法的真实记录。西周金文的纪时主要由王年、月份、月相词语和干支四部分组成，也有由三部分或二部分组成的，有些还有王名记载。王名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断代依据。经过研究，厉王时期的寰盘、晋侯稣编钟、伯宽父摄、四十二年逑鼎乙、四十三年逑鼎辛，宣王时期的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其簋二、吴虎鼎等铭文里的历日记载，均已得到验证，它们是西周重要而又可靠的历日支点。笔者研究认为，西周金文月相词语纪时是定点的，分别指太阴月中明确而又固定的一日。具体来说，初吉指初一朔，既生霸指初九，既望指十四日，既死霸指二十三日，方死霸指二十四日。将推算的结果与历表、历谱比堪验证时不允许有三日及以上(含当日是四日)的误差。[1]于西周历法，则采用张培瑜的说法，即西周使用的是以建子为岁首的阴阳合历，各王各年皆按周正建子进行推算，不赞同那种忽而用周正建子，忽而用殷正建丑，甚至还有用建亥或夏正建寅的随意做法。本文据以为验证推算结果的工具书是学术界认可的比较科学的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和董作宾的《西周年历谱》[2]，间以清汪日祯的《历代长术辑要》作为辅助参照。如果说用一根衡量的标尺去验证推算的结果或许有偶然性，那么，用两根标尺去进行验证就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因此，验证的结果就可信可靠。
厉王时期
一、元年师（詈犬）簋，铭文“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和父若日:‘师（詈犬）……敬夙夜用事。’……。”铭文“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和父若曰……”，初吉是初一朔，（初吉”是初一朔，有古训为证。《诗·小雅·小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毛传:“初吉，朔日也”。）干支是丁亥(24 )，则某王元年正月是丁亥朔;。郭沫若、董作宾定本器为西周厉王时器，陈梦家定本器为孝王时器。笔者研究认为，厉王在位是37年，但厉王纪年是51年，含共和行政14年在内。据《史记·周本纪》推算，厉王元年是公元前878年。该年正月，张表是戊午(55)朔，错月是戊子(25)朔，比铭文错月又早一日合历。董谱前878年正月正是丁亥(24 )朔，完全合历。
二、师晨鼎，铭文“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郭沫若以为本器属于厉王三年，陈梦家以为属于懿王时器，还有人认为是夷王时器。本器铭文与师 艅簋铭文的纪时同年同月同日，同地点，同佑者。师 艅簋铭文:“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王乎乍册内史册令师 艅……”，可见两器是同时所作。铭文“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初吉是初一朔，干支是甲戌(11)，则某王三年三月是甲戌朔。厉王元年是前878年，厉王三年则是前876年。前876年三月，张表是乙亥(12)朔，比师晨鼎铭文甲戌朔早一日合历。董谱正是甲戌朔，完全合历。师晨鼎铭文所记历日符合厉王三年三月的历朔。比堪发现，师晨鼎铭文历朔既不合于懿王世，亦不合于夷王和宣王三年三月的历朔(比堪过程略)。
三、伯克壶，铭文“唯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师易(锡)伯克仆开夫……。”伯克壶，又称伯克尊。铭文“唯十有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既生霸是初九，干支是乙未(32)，则某王十六年七月是丁亥(24)朔。厉王十六年(前863年)七月，张表、董谱皆是丁亥朔，与铭文完全合历。说明伯克壶铭文所记历日就是厉王十六年七月的，同时也说明既生霸就是初九。伯克壶铭文所记历日与克钟、克摄铭文所记历日并不衔接，说明它们不属于同一王世。研究发现，克盨铭文所记月相词语有误，校正后才与克钟铭文所记历日相衔接，它们属于宣王时期的。参见下文。
四、此鼎、此簋，铭文“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宫(夷)宫……。”此鼎、此簋1975年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1号窖藏出土。此鼎和此簋的造型、纹饰是西周晚期厉王、宣王时期流行的形式。翏是宣王时期的史官，见于无惠鼎，发掘报告定为宣王时器。[3]铭文“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既生霸是初九，干支是乙卯(52)，则十二月是丁未(44)朔。厉王元年是前878年，厉王十七年是前862年。该年十二月，张表是己酉(46)朔，铭文丁未朔比张表己酉朔迟二日合历。董谱是己卯(16)朔，错月是己酉朔，铭文也迟二日合历。迟二日合历是允许的，就像十五的月亮有时十七圆那样，是历先天二日所致，属于正常现象。所以，比堪的结果表明此鼎、此簋铭文所记历日符合厉王世的历朔。经比堪，此鼎、此簋铭文所记历日与宣王世的历朔不合历。
五、寰盘，铭文“惟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学界已从器形纹饰等方面论证寰盘属于西周晚期器物，或曰厉王世，或曰宣王世。铭文“惟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既望是十四日，干支是庚寅(27)，则某王廿又八年五月是丁丑(14)朔。厉王二十八年是前851年。[4〕该年五月张表是己卯(16)朔，铭文比历表迟二日合历。董谱是戊寅(巧)朔，铭文比历谱迟一日合历。寰盘铭文所记历日是明确的，且已得到验证，可以作为厉王二十八年五月的历日支点。本篇铭文所记地点与下文逑鼎铭文所记相同，皆为周康穆宫，又有史淢这个史官，史淢也见于厉王时期的其他铭文中。所以，寰盘可以定为厉王时期的器物。“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亦将其列人厉王二十八年时器。不过，“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以厉王奔彘当年为共和元年且改元，因此，厉王元年就是前877年。这样，厉王二十八年就是前850年。前850年五月，张表是癸卯(40)朔，董谱同，错月是癸酉(10)朔，距铭文丁丑(14)朔有五日之差，根本不合历。将寰盘铭文所记历日验之宣王世，也不合历。
六、鬲攸比鼎，铭文“唯升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宫线大室……。”吴其昌、郭沫若、董作宾等从器形、历法角度皆以为本器属于厉王世。铭文“唯册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初吉是初一朔，干支是壬辰(29)，则厉王三十一年三月是壬辰朔。厉王三十一年是前848年，该年三月张表正是壬辰(29)朔，董谱同，与铭文“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完全合历，证明初吉的确是初一朔。验之宣王三十一年三月的历朔，不合历。
七、大祝追鼎，铭文“唯升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子(巳)，白大祝追作丰叔姬逞彝……。”铭文“唯册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子(巳)”，初吉是初一朔，则某王三十二年八月是辛巳(18)朔。厉王三十二年(前847年)八月，张表是甲申(21)朔，董谱同，甲申距铭文辛巳(18)朔含当日相差四日，实际是三日，近是，这之前可能有三个连大月。笔者根据晋侯稣编钟铭文所记历日推得厉王三十三年(前846年)正月是庚戌(47)朔。大祝追鼎铭文所记历日是三十二年八月初吉辛巳(16)，则八月是辛巳朔。根据铭文排比干支表，八月辛巳(18)朔，九月辛亥(48)朔，十月庚辰(17)朔，十一月庚戌(47)朔，十二月己卯(16)朔，三十三年正月己酉(46)朔，与晋侯稣编钟铭文三十三年正月庚戌(47)朔仅一日之差，可以说完全衔接，这期间当有一个连小月二十九日。比堪的结果再一次证明大祝追鼎铭文所记符合厉王三十二年(前847年)八月的历朔。验之宣王三十二年(前7%年)八月的历朔与铭文不合历，说明绝不属于宣王时器。
八、晋侯稣编钟，铭文“惟王升又三年，王亲通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偿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墓，分行。王寂(亲)令晋侯稣率乃师……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曶日:……丁亥，旦，王粤(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大室……。”1992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一个古玩市场购回，后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稣编钟相同，大小连续，铭文连读，应是一套，共计16件。[5]晋侯稣编钟铭文有纪年、五个月相词语、六个纪日干支，连续近六个月的时间，这对于确定器物所属的时代和研究西周历法相当重要。铭文先言“二月既望癸卯”，继言“二月既死霸壬寅”，说明既望在既死霸之前，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按干支表，“癸卯"(40)在“壬寅”(39)后一日，与月相词语的先后次序不符合。因此说者或认为这两个干支误倒，或认为“癸卯”可能是误记，或认为铭文重书二月，可能是闰月的表示，或认为重书二月表示分属于二年。笔者研究认为，“癸卯"(40)当是“癸巳”(30)的误记。在竖排的干支表上(如甲骨干支表)，癸卯和癸巳是并排紧挨着的，史官看错极有可能。根据这种看法，以“六月初吉戊寅”为六月初一朔这一定点月相日向前逆推，得到晋侯稣钟铭文六个月的朔日干支如下:六月初吉戊寅，则六月戊寅朔;五月大，则五月是戊申朔;四月小，则四月是己卯朔;三月大，则三月是己酉朔;二月小，则二月是庚辰朔;正月大，则正月是庚戌朔。依此，进一步推得晋侯稣钟铭文中的五个月相词语所指的时间是:正月是庚戌(47)朔，铭文“正月既生霸戊午(66)”则是正月初九;二月是庚辰(17)朔，铭文“二月既望癸卯[校正为‘癸巳’(30)]"，则是二月十四日，铭文“二月既死霸壬寅(39)"，是二月二十三日;三月是己酉(46)朔，铭文“三月方死霸”则是三月二十四日(“方死霸”即文献中的“旁死霸”);铭文“六月初吉戊寅(巧)”，是六月初一。铭文中的六月丁亥是初十，庚寅是十三日，皆非定点月相之日，因此只用干支纪日，且在下一个月相日之前，完全符合西周铭文的纪时体例。从正月初九到六月初一这五个月的朔日干支相连续，表明“癸卯”确实是“癸巳”的误记。这几个月中没有闰月，也不是二年中的事，且这几个月是大小月相间的。晋侯稣编钟铭文所记某王三十三年前六个月的朔日干支，与张表、董谱中厉王三十三年(前846年)前六个月的朔日干支含当日只有一日之差。为便于比较，列表如下:叶推:正月庚戌(47)，二月庚辰(17)，三月己酉(46)，四月己卯(16)，五月戊申(46)，六月戊寅(i6);张表:正月辛亥(48)，二月辛巳(18)，三月庚戌(47)，四月庚辰(17)，五月己酉(46)，六月己卯(16);董谱:正月壬子(;49)，二月辛巳(18)，三月辛亥(48)，四月庚辰(17)，五月庚戌(47)，六月己卯(16)。张表和董谱分别是根据现代天文历法知识推算而得到公元前846年前六个月的朔日干支，笔者则是根据对月相词语的理解和晋侯稣编钟铭文所记历日推算而得到的。尤其是张表，学术界认为是科学的，是比较可靠的。一连6个月的朔日干支如此近似，这决不是偶然的，只能说明晋侯稣编钟所记的就是西周厉王三十三年也即公元前846年前六个月的历日，同时也证明笔者对西周金文月相词语所指时间的理解及定点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6]晋侯稣编钟铭文中“惟王卅又三年，王寂(亲)通省东国、南国”之王，非厉王莫属，绝不是宣王。晋侯稣编钟铭文所反映的历朔，与厉王三十三年也即前846年前六个月的历朔相吻合。这也说明厉王元年确实是前878年，而不是前877年。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
九、伯燕父盉，铭文“唯开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王在成周。伯燕(宽)父作宝盨，子=孙=永用。”1978年9月，陕西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一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发掘简报称这两件盉形制、铭文，当属厉王时器。[7]西周晚期在位超过三十三年之久的只有厉王和宣王。宽，上从穴，下从见，《龙完手鉴》:“音宽”。伯宽父，作器者人名。铭文“既死”，或以为是既望的误刻，既望是十四日，干支是辛卯(28)，则八月是戊寅(15)朔。厉王三十三年(前846年)八月，张表、董谱正是戊寅朔，完全合历。可见本器与晋侯稣编钟同是厉王三十三年之器。[1]铭文“既死”的确是“既望”的误刻，且铭文所记历日符合厉王三十三年八月的历朔。验之宣王三十三年(前795年)八月，张表是壬子(49)朔，董谱同，错月是壬午(19)朔，与铭文戊寅(15)朔含当日相差五日，不合历，说明不属于宣王时器。
十、四十二年逑鼎乙，铭文“惟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
十一、四十三年逑鼎辛，铭文“惟四十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穆宫……。”逑盘与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逑鼎诸器，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一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共计27件。向之说者或以逑盘铭文历数西周自文王、武王而至厉王，遂以铭文中之天子为宣王;或以铭文中的历法与宣王时不合，而归之于厉王。马承源先生说“文、武、成、康、邵、穆、龚、懿、孝、夷、刺等十一位王名是西周正式称谓，且王名是生称。”[8]西周王名生称、死溢相同，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等均有论述，笔者在《厉王纪年铜器铭文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已作了全面研究。[9]逑盘铭文虽无历日记载，但从逑盘和逑鼎铭文的内容来看，四十二年逑鼎乙与四十三年逑鼎辛之铸应稍晚于逑盘，且是同一人所铸之器，皆属厉王世。向之说者或以为逑鼎诸器属之于宣王世，然与宣王四十二年(前786年)及四十三年(前785年)历法又不合。[10]笔者在推算此二器铭文的历日关系时，发现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52)是乙丑(2)之误，校正后与厉王四十二年(即共和五年，前837年)五月和厉王四十三年(即共和六年、前836年)六月的历朔完全合历。铭文“唯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唯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穆宫。”从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到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是13个月零1日(均含当日在内)。根据日差法，总天数为:59x6+29+1=384天。但是，按照干支表从上一年五月既生霸乙卯推算到下一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发现实际是394天，整整多出了十日。从五月既生霸乙卯排比干支表，到六月既生霸干支是丁丑(14)，而不是铭文六月既生霸丁亥(24)，也提前了十日，说明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52)是乙丑(2)的误记，而不是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的误记。既生霸是初九，校正后，上年五月是丁巳朔，次年六月是己卯朔。叶推:四十二年五月丁巳(54)朔，四十三年六月己卯(16)朔;张表:共和五年五月丁巳(54)朔，共和六年六月庚辰(17)朔;董谱:共和五年五月丁巳(54)朔，共和六年六月辛巳(18)朔。通过比堪验证可以看出，校正后笔者所推四十二年五月的朔日干支与张表、董谱完全相同，共和六年六月的朔日干支笔者所推比张表迟一日，比董谱迟二日，也合历，清汪日祯《历代长术辑要))共和六年六月正是己卯(16)朔，与笔者所推完全一致。这说明四十二年逑鼎乙和四十三年逑鼎辛铭文所记就是厉王四十二年(即共和五年，前837年)五月和厉王四十三年(即共和六年、前836年)六月的实际历日，同时也再次证明既生霸就是初九。验之宣王世的历朔，根本不合历(过程略)。所以，从历法的角度来考察，逑鼎诸器以及逑盘非厉王世莫属。这里再次证明，所谓共和行政，实际并没有改元，也没有单独纪年，更谈不上当年改元，共和时期用的仍是厉王的纪年。厉王实际在位是37年，但纪年是51年，厉王元年是前878年。[11]由以上的分析论证，可证寰盘、晋侯稣编钟、逑盘、四十二年逑鼎、四十三年逑鼎，都是厉王时期的标准器。以上诸篇铭文所记历日，皆可作为厉王时期可靠的历日支点。
宣王时期
十二、兮甲盘，铭文“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猃狁于余吾。兮(甲)从王……”。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猃狁，至于太原。”铭文所记当指此事。其所记历日明确，真实可靠，对于西周历法研究具有支点作用。铭文“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既死霸是二十三日，干支是庚寅(27)，则宣王五年三月是戊辰(5)朔。宣王五年(前823年)三月，张表是丁卯(4)朔，比铭文戊辰迟一日合历。董谱是丙寅(3)朔，比铭文丁卯朔迟二日合历。证明兮甲盘铭文所记历日是宣王五年三月的历朔，同时也证明本人关于既死霸指太阴月二十三日的看法也是正确的。[4](P233)
十三、虢季子白盘，铭文“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本篇铭文亦与抗击猃狁有关。铭文“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则十二年正月是丁亥(24)朔。宣王十二年(前816年)正月，张表是戊子(25)朔，铭文丁亥迟一日合历。董谱正是丁亥朔，完全合历。这不仅证明虢季子白盘铭文所记就是宣王十二年正月的历朔，而且也证明笔者认为初吉指初一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十四、不其簋盖，铭文“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日:“不其，驭方猃狁广伐西艅(喻)……”。铭文记不其与猃狁战于高陵，当晚于虢季子白盘铭文所记子白抗击猃狁事。虢季子白率师伐猃狁是在宣王十又二年正月之前，据历法来看，不其簋之铸则是在十三年的九月。铭文“唯九月初吉戊申”，则该年九月是戊申(45)朔。宣王十三年(前815年)九月，张表是丁未(44)朔，董谱同，铭文早一日合历。证明初吉的确指初一，月相词语确实是定点的。1980年12月山东省滕县城郊公社后荆沟大队出土一件簋可以与之相配。不娶簋二铭文与器一盖铭文相同，所记历日相同。[12]
十五、克钟，铭文“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刺宫。王呼士曶召克……。”克钟，相传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器形平口椭圆，四道透雕交龙扉棱，左右两道以钮相连。干上饰以重环纹，舞部有4组对称的夔形龙纹，篆间饰有窃曲纹，鼓部中央作对称相背式的卷龙纹，上下各有方锥乳钉绊带一道。铭文“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初吉是初一朔，则宣王十六年九月是庚寅(27)朔。宣王 十六年(前812年)九月，张表是庚申(57)朔，董谱同(按:董谱误作庚辛)，错月是庚寅朔，与铭文正合。所以，克钟所记的历日符合宣王十六年九月的历朔。再者，铭文“王在周康刺宫”，刺宫，应该是位于康宫里面专门供奉厉王神主的庙室。由此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提示人们，克钟诸器只能是厉王之后的宣王时器。
十六、克盨，铭文“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克盨，传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窖藏出土。铭文“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初吉指初一朔，则某王十八年十二月是庚寅(27)朔。吴其昌、郭沫若定其为厉王之世，陈梦家说“此器作于夷王十八年，约当公元前870年左右。”验之张表和董谱，既不合夷王十八年，也不合厉王十八年。郭沫若说:“克钟有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克盨有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十六年九月初吉既有庚寅，十八年十二月初吉中不得有庚寅”;“用知此数器不属于一王”。吴其昌说克盨铭文“初吉”是“既望”之误，比堪克钟铭文与克盨铭文所记历日，惊人地发现克盨铭文所记月相词语初吉果真如其所说是既望之误，校正后两器铭文所记历日完全衔接，克钟、克盨诸器属于同一王世之器。克钟铭文“唯十有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初吉是初一朔，则某王十六年九月是庚寅(27)朔。设克盨铭文是“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既望庚寅”，既望是十四日，干支是庚寅(27，则某王十八年十二月是丁丑(14)朔。从十六年九月到十八年十二月，按大小月相间排比干支表，如下:
在这近三年中当安排一个闰月三十日。校正十八年十二月的月相词语后所得到的朔日干支与排比干支表所得到的干支完全相同，皆是丁丑(14)。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与三年师兑簋铭文的既望误记作初吉相同。校正后得到两个相互制约的历日数据分别是:十六年九月庚寅(27)朔，十八年十二月丁丑(14)朔，完全衔接。验之厉王世，皆不合历。验之宣王世，宣王十六年是前812年，该年九月张表是庚申(57)朔，董谱同，错月是庚寅(27)朔，与克钟铭文错月相合。宣王十八年是前810年，该年十二月，张表是戊寅(15)朔，比校正后的克盨铭文丁丑(14)早一日，合历。董谱是丁未(44)朔，错月是丁丑(14)朔，与校正后的克盨铭文完全合历。由此看来，十六年克钟和十八年克盨铭文所记历日符合宣王世的历朔。十八年克盉铭文之“十二月初吉庚寅”，可能是蒙十六年克钟铭文“九月初吉庚寅”而误记，应为“十二月既望庚寅”。
十七、吴虎鼎，铭文“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吴虎鼎,1992年陕西省长安县城南申店乡徐家寨村南黑河引水工地出土。据考证器形与纹饰皆与西周晚期相合。[13]铭文“佳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徲宫”，徲宫，即夷宫，是供奉夷王神主之宫室。铭文又言“王命膳夫丰生……申厉王命”，申，申述。很显然，时王与厉王不是同一个人。据文献记载，厉王之后惟有宣王在位超过十八年以上。因此，此器当属于宣王之世。铭文“佳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既生霸是初九，干支是丙戌(23)，则该年十三月是戊寅(15)朔，十三月是年终置闰。周宣王十八年(前810年)十二月，张表是戊寅朔，十三月是丁未(44)朔，与本器错一月又一日合历。前810年十二月董谱是丁未(44)朔，比张表又早一个月，该年无闰月。可见，西周时期实际历日比张表早一个月。由此可以基本确定，吴虎鼎铭文所记就是西周宣王十八年十三月的实际历日和干支。或以为吴虎鼎属于厉王时器，厉王十八年(前861年)张表无十三月，十二月是癸酉(10)朔，与铭文戊寅(15)朔相距六日。前860年正月张表是癸卯(40)朔，历朔不合。可以认为，吴虎鼎是宣王时期标准器之一，[4](P245)同时也证明既生霸就是太阴月之初九。综上所论，共有17件已经得到验证的铭文历朔，可以作为西周历朔的支点。
总述如下:
1.厉王元年正月丁亥(24)朔，前879年12月3日，历先天1日。(元年师詈犬簋) 2.厉王三年三月甲戌(11)朔，前876年2月7日，历合天。(师晨鼎、师艅簋) 3.厉王十六年七月丁亥(24)朔，前863年6月11日，历合天。(伯克壶) 4.厉王十七年十二月丁未(44)朔，前862年10月24日，历先天2日。(此鼎) 5.厉王二十八年五月丁丑(14)朔，前851年3月30日，历先天2日。(寰盘) 6.厉王三十一年三月壬辰(29)朔，前848年1月28日，合历。(鬲攸比鼎) 7.厉王三十二年八月辛巳(18)朔，前847年7月11日，历先天3日。(大祝追鼎) 8.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庚戌(47)，前847年12月7日，历先天1日;二月庚辰(17)，前846年1月6日，历先天1日(校正后);三月己酉(46)，前846年2月4日，历先天1日;四月己卯(16)，前846年3月6日，历先天1日;五月戊申(45)，前846年4月4日，历先天1日;六月戊寅(15)，前846年5月4日，历先天1日。(晋侯稣编钟) 9.厉王三十三年八月戊寅(15)朔，前846年7月3日，历合天。(伯宽父盨。六至八月有三个连大月) 10.厉王四十二年五月丁巳(54)朔(校正后)，(共和五年)前837年4月25日，校正后历合天。(四十二年逑鼎乙) 11.厉王四十三年六月己卯(16)朔，(共和六年)前836年5月12日，历先天1日。(四十三年逑鼎辛) 12.宣王五年三月戊辰(5)朔，前823年2月20日，历后天1日。(兮甲盘) 13.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24)朔，前817年12月6日，历先天1日。(虢季子白盘) 14.宣王十三年九月戊申(45)朔，前815年8月19日，历后天1日。(不其簋盖) 15.宣王十六年九月庚寅(27)朔，前812年8月15日，错月合历。(克钟) 16.宣王十八年十二月丁丑(14)朔(校正后)，前810年10月22日，错月历又先天1日(克盨) 17.宣王十八年十三月戊寅(巧)朔(年终置闰)，前810年11月21日，错月历又后天1日。(吴虎鼎)
从上列得到验证的若干历朔可以看到，西周历法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精密，但亦已非常接近，历有先天、后天一日或二日的情况，但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粗疏。而历先天、后天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常发生，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是历先天一日的结果。上列诸例也说明，在厉王纪年51年、宣王在位46年的近百年里，西周历法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仍是以子月为岁首，用月相词语纪日。同时，上列得到验证的西周历日也证明，金文月相词语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都是定点的，各指太阴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笔者对月相词语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1】
最后强调说明的是，由以上历法方面的验证，可见西周共和时期虽然行政但并没有改元，也没有单独纪年，使用的仍是厉王的纪年，厉王元年是前878年。这是西周年代学上的一个重要支点。
【参考文献】 [1]叶正渤.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187. [2〕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M].济南:齐鲁书社，1987;董作宾.西周年历谱【A].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一册【C].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8. [3]岐山县文化馆，庞怀靖，陕西省文管会，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J].文物，1976,(6). [4〕叶正渤.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10.192. [5]马承源。晋侯稣编钟[M].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7);孙华，张守奎，张崇宁，孙庆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J].文物，1994,(1);《文物》编辑部.晋侯苏钟笔谈[J].文物，1997,(3):66. [6]叶正渤.亦谈晋侯稣编钟铭文中的历法关系及所属时代[J].中原文物，2olo,(6). [7〕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简报[J].文物，1979，(11). [8]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J].文物，2003,(6)0关于逑盘、逑鼎诸器出土情况参阅《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文物》2003年第6期，以及《盛世吉金》。 [9]叶正渤.厉王纪年铜器铭文及相关问题研究【A],古文字研究·第26辑【C].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考古与文物〔M].文物，2003,(3). [11]叶正渤.从历法的角度看逑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J].史学月刊，2007,(12). [12]万树流.滕县后荆沟出土不簋等青铜器群【J].文物，1981，(9). [13]穆晓军.陕西长安县出土西周吴虎鼎[J].考古与文物，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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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0 0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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