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文物造假惊人 博物馆也买赝品

乾坤客

2013年06月17日 10:17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骆晓昀

http://news.ifeng.com/shendu/lwd ... 17/26475658_0.shtml

原标题：造假之风自古而然---专访著名考古与盗墓史学者倪方六

现今，文物造假又呈一波高峰。造假者技艺更加精湛，造假对象则趋于重大文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 南京报道

几年前，在一个饭局上，一位美籍华裔考古专家听说倪方六要写“中国文物造假史”，给他提供了一个让人唏嘘的造假案例：

上世纪，河南两名盗墓贼盗出一批青铜器，被当地公安抓获。量刑需要参考被盗文物的价值，因此公安局请来两位专家鉴定。当时专家意见一致，皆认为被盗青铜器是一级文物，属国宝，价值连城。

因为这个权威鉴定，两名盗墓贼被处以死刑。后来发现，所盗出的文物是赝品，并不值钱。如果当时专家鉴定时严谨一点，罪犯也就不会被枪毙了，而盗墓贼家人至今不知真相。

“这件事情也说明文物造假手法之高超，造假之惊人！然而造假绝非新鲜事情，可谓自古而然。”著名考古与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对《瞭瞭望东方周刊》说。

基本没机会“捡漏”

南京朝天宫如同北京潘家园，热闹熙攘。文物摊贩们在空地上铺下一块厚布，将宝贝们一一展示于上，自己则蹲在摊边和买家看客聊天砍价。

2011年前春节前，某地电视台到南京找倪方六拍摄一档有关文物造假的节目。记者手持摄影暗访机跟着倪方六，在朝天宫附近的大小文物摊位间穿梭、砍价。

“我跟一个摊贩说，要过年了，公司老板让我来选几件东西当年礼送人。要好东西，你这摊上的都是假货。”倪方六向本刊记者回忆这次暗访。

摊贩倾身附耳，低声说：“老板你跟我来，真的都不在摊上。”跟着摊贩绕行至朝天宫后边的一条小巷，那里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上车后，车中人神秘地拿出几件包装精良的青铜器，这件50万那件100万元，开价都非常高。我仔细看了一会，笑了笑就找机会下车。”

无论是摊上的还是车里的，其实都是假的。倪方六解释说，“现在捡漏的机会微乎其微，摊贩做戏已成常态，增加些神秘感有人可能就信以为真。”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徐州刚有一个大墓被盗，一批青铜器流失。可见这些制假卖假的商贩对信息的掌握十分及时、准确。在那样的背景下，如果抱着“捡漏”的心态，觉得收脏容易压价，很可能钻进圈套。

解放后，最有名的一次文物造假---北魏陶俑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牵涉面甚广，几乎骗倒了当时全国所有的专家，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也不例外。

一名专家在北京琉璃厂闲逛时，发现了一批北魏陶俑：它们的形态从未现世，因此引来众多关注。时值洛阳被盗一北魏时期墓穴，所以该专家认为是北魏时期珍贵的文物，遂上报国家博物馆，拨专款、专项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的“北魏珍贵陶俑”。

当时，中国国家博物馆还叫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虽然从肉眼判断这批文物是真的，但还是不放心，就使用考古中常用的高科技断代手段C14进行检测，发现这批陶俑在年代上与北魏完全吻合。

即便如此，为确保万无一失，馆里又邀请苏秉琦、王仲殊、安志敏、史树青……北京几乎所有顶级考古学家、鉴定专家“过眼”。结果他们一致认可，确为真品。时任馆长余伟超操办收进这批文物。

未料，此后类似的“出土文物”竟然源源不断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一时形成收藏热。此时，专家们才觉得不对劲，起了疑心，感觉可能受骗。

国家文物局专门为此事成立专案组，调查证明：国家博物馆收进的那批文物确实为赝品，是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该系列伪造之成功，连苏秉琦都看走眼了。

“故宫博物院当时也收藏了这批陶俑。”倪方六说，当时媒体还以《著名文物专家建议，文物单位抢救收购国宝级文物---北魏彩陶俑》为题，报道过该事件。

漫长的文物造假史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仿制之前的器物。官制的多为皇室成员把玩之用的工艺品，这种“仿制之风”流传到民间，便形成了文物造假。最早的造假潮流能追溯到唐宋。

唐代主要是青铜器造假，朝廷甚至有官办仿造工场。如李隆基当皇帝时，在离南京不远处、今属镇江的句容，就设有作坊，专仿夏商周三代青铜器。

宋徽宗时代又掀起新一波文物造假之风。这段时期及以后，文物造假以三代青铜器和书画领域最严重。现在不少青铜器都是唐宋时造的假文物，有意思的是，唐宋假文物到今天也成为了宝物。

除官仿外，古代民间造假更为泛滥。以三代青铜器来说，宋元时代的江苏、浙江都有一些出名的造假作坊，如宋代的“台州铸”，元代的“杭州铸”、“平江铸”等。清乾隆年间，江苏、山东、北京、陕西到处都有造假作坊。

扬州和苏州，一直是江苏文物造假的大本营。扬州以书画和玉器为主，苏州则是书画、玉器、青铜器无所不能。民国时的青铜器出现了“苏州货”、“潍坊货”、“西安货”和“北京货”等来自不同地区的假货，以上地区都属于仿造出名的青铜器货源地。

收藏界有个至今传讲的笑话：民国大文物贩子之一吴启周，与卢芹斋开办了倒卖文物公司“卢吴公司”，却被自己的外甥叶叔重所骗。吴从上海古董商洪玉琳那里买到一批商代青铜器，结果得知是叶叔重搞的“苏州货”，气得吐血，从此退出江湖。

民国时另一起有名的造假案发生在南京。

时为首都的南京，有个张姓古董商极善作伪。1935年，他根据《古泉辞典》，伪造了一批萧梁时代的五铢钱范，声称是在南京光华门外草场湖出土，借此发了笔财。尝到甜头后又用唐志残石，刻上“谓山窑”三字，又刻上“大通纪年”。

当时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是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见此石刻，惊为稀世宝物。张很大方，干脆将石刻献给古物保管委员会，获60块大洋奖励。报纸上还对此作了正面宣传。

此后，另一委员马衡看出了破绽。朱希祖遂将张告到法院，结果张姓古董商行贿法院，反而胜诉。胜诉理由有些强词夺理：你一个考古专家无法鉴定赝品应该自担责任，且“奖金”也是自愿颁发的，古董商未强要。从此朱希祖再不谈考古。朱希祖之子朱楔，后以考察六朝陵墓而出名。

现今，文物造假又呈一波高峰。造假者技艺更加精湛，造假对象则趋于重大文物。

盗墓对文物造假推波助澜

如今在各博物馆附设的文物商店里，都可以购买到仿古文物。这类物品以工艺品的身份在市场上合法流通。制作仿古文物的厂家需取得相关资格，而很多没取得资格的厂家也在这一行业中伺机谋生。一般来说后者的产品售价要低于正规厂商，生产管理业相对混乱，很多文物造假也是从这一渠道流出。

与制假者一样，盗墓贼也有自身产业链，两条完整的“产业链”部分重叠且共同发展。

盗墓贼以“伙”为单位作案，探墓盗墓后将赃物送至中间人处，再由中间人向富商、收藏者乃至博物馆贩卖。“现在的盗墓贼与文人雅士都有一定联系，他们往往得手后就将物品送到北京。”倪方六说，“除了收藏家和鉴赏家，潘家园背后的大老板们也承担了中间人的角色。”

由于中国文物种类繁多，制假产业链也较复杂。以青铜器为例，制假者一般先选择精致、好销的器型，确定后请专业人士拍照、制图。这些专业人员或为制假团伙自己的技师，也常常“外包”给正规文博单位、美术院校的“工艺大师”来完成，这些人也愿意接此类可捞一外快的私活。有些古董只有博物馆的人才能见到拍到，所以有时“私活”也必须请他们做。

接着便需要制作蜡模。制蜡模对技艺要求很高。“在安阳有个村庄，那里的一些村妇长期在村里这样的作坊里打工，技艺已相当熟练，都成了制模的能手。”倪方六说。

赝品能不能以假乱真，关键看做旧工艺，以青铜器来说，做旧有很多种办法，物理法和化学法以及各种民间土秘法会分步骤使用，以求达到最终完美的效果。

玉器的作假更有讲究。如苏州的玉器制作，从选料到设计都十分讲究，“苏工”更是玉器雕刻中顶尖的技法。但以前无论“苏工”如何美轮美奂，却始终无法骗过眼尖的收藏家，其关键在于玉器雕磨打琢做旧后，却无法拥有古玉的“水头”。  

这里的“水头”和缅甸翡翠用来判别等级的“水头”概念并不完全一样。以新疆和田玉为代表的中国软玉是古玉器制作所运用的传统材料，玉器长期埋在地下后，其透光度和柔润度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形成特殊的光泽。

在过去，“苏玉”最后一道工序并非在苏州完成，工匠们会将玉器运到安徽蚌埠做最后一道工序，经蚌埠大师之手的“苏玉”外人很难辨识。“蚌埠人肯定有自己的独门祖传秘法，就算苏州人再精明能干，这道做旧工序也只能到那完成，苏州人并没有偷师成功。”倪方六说。

“盗墓贼也会购买赝品，多用于‘埋地雷’。”倪方六说。“埋地雷”是现代河北河南等北方盗墓贼的说法，就是将假货事先预埋在要“盗”的地方，这是针对喜欢现场“包坑”大老板的作假方式，实质就是忽悠买家，让其现场看着“生货”的出土过程。“眼见为实嘛，不明真相的老板往往会上当，盗墓贼有时比文物贩子更奸滑。当然，所埋的‘地雷’都是稀罕、贵重的假古董。”

有一个故事是：民国时，长沙有个姓蔡的古董商，经常与盗墓贼合作，也善于仿造古董。有一次，盗墓贼将一件他仿制的战国铜器埋入盗洞内，后来蔡姓古董商约某大学著名文物和考古教授上山看“货”。该教授亲眼看到他们从盗坑内取出一件精美铜器，其纹饰和铜锈都非常逼真。该教授便花巨款收买。

博物馆买赝品

业界认为，中国博物馆的馆藏品种有5%~10%为赝品，而倪方六甚至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实际上国内博物馆的问题藏品不少。

“早几年，徐湖平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时，曾收藏了一件先秦时期青铜器，后被圈内认为是假货。”该件青铜器质地年代并不存在疑问，重点在于此盆器的错金工艺被质疑造假。从市场价值上考虑，有铭文或者错金工艺的青铜器其价值要高于普通青铜器数倍甚至几十倍。青铜器上的铭文是论字的，用“一字千金”来说一点也不过分。

当下博物馆购买藏品的程序本身是比较严谨的，都会请业内权威专家鉴定，专家会在鉴定意见书上签名。具体鉴定时一般不只请一位专家“看”，但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如果权威专家认为是真品，即便其他人有不同意见，甚至提出质疑，博物馆也敢收。事实上，一些博物馆在收购文物时存在违规操作现象，有时候先收购了，再请专家来补个鉴定意见。

倪方六认为，博物院购入赝品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对藏品的需求量很大。每家博物馆每年都有一笔专门经费用于收购藏品，费用的多寡按照博物馆级别由数百万至数千万不等。大博物馆经常不够用，购买重器的时候需要再申请专项资金。但有的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博物馆，钱花不完，费尽心思想着如何买东西花掉。

因此造成文物市场中一种诡异的局面，本应再三鉴定的文物，或是存疑的文物，都会被博物馆当成“抢手货”---如果你犹豫不买，就可能被别的博物馆买走。而文物贩子正是利用这一点来骗取国家钱财。

其次，虽然有问责制度，但由于博物馆购买文物是集体行为，即便买入赝品，从专家到馆长其个人都不会为此付出行政责任，至今也没有听说哪个馆长真因为收了假文物丢职的。当然也不会影响下一年度的购买预算，甚至连当事人的奖金都不会被扣发。

就博物馆长买赝品丢职位之事，倪方六说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案例。

1933年，美国人普爱仑贿赂北京古董商岳斌，岳找人凿下一北魏帝后礼佛浮雕，卖给美国人，浮雕后来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陈列。

岳斌见浮雕来钱，又仿做了一件两幅，其中被德国博物馆的馆长买去了一件。这名德国馆长后到美国参观看到，告诉对方，你这是假的，真的被我们德国收藏了。美国方面说不可能，德国馆长回国后再鉴定，证明自己的馆藏是复制品，他因买假丢掉了职位。

岳斌给德国的东西是请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仿古专家张兰会复制的，此人以善修三代青铜器出名，仿石刻也能乱真。1949年以后，张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技师，专门负责整文修物，经他手的文物很难看出修缮痕迹。

现今社会的浮躁风气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专家的判定能力。“早年间期间藏家如果有一次重大失误，名声坏了往往不得不金盆洗手，退出古董江湖。而现在的很多专家，今天错了，明天继续错。如果有人仔细整理专家鉴定的错误数据，可能相当惊人。”

“如今鉴定圈的不良风气还在于‘我知道你看错了，我也不说’，其背后心理是‘日后我出错时，你也别抓我把柄’。”倪方六说，“国家对鉴宝类电视节目的管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在现场那种情况下，很难有专家能完成谨慎的鉴定。”

“相比大陆的一些鉴定专家，当下台湾地区的专家相对更受欢迎和尊重。” 倪方六说。

古越中兴

造假代代有的背景下，社会制度及治理是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乱世体制及人事利欲熏心，造假及拐骗蒙盗层出不穷，于今尤烈矣。

乾坤客

我主要关注博物馆征收赝品而不知，可能干扰正常学术研究。

乾坤客

鉴定经验可靠，还是学术考证可靠？

对于商周青铜器，我没有鉴定经验，在鉴定方面，只是初涉皮毛，与鉴定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是完全不能并论的。

但是，商周历史是个客观存在的而且尚未被当代考古界所完全认知的世界，无论哪个商周学者都不可能自认是全面研究的专家。每个专家可能只在某些方面确是权威，跑出这些方面，就是普通学人。

因此，所谓的专家，都是有局限的专家，在局限之外的某些方面，其实是学人。

笔者也是商周外行，只在西周历日的学术研究方面略通一、二。也就是这一、二，让我领略了一些鉴定技术，知道了专家专一专二专三而非十。以专三当专十，误鉴也是可能的。再高明的专家也是如此，所以，有经验而又负责任重荣誉的鉴定专家从来都不敢说自已什么都能鉴定，都说自已搞鉴定战战竸，如履薄冰。

对有铭文的青铜器尤其当如此。

乾坤客

“北魏陶俑事件”是中国文物保护悲剧之始

文  天林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中国文物保护悲剧到底始于何时？
近日，朋友给我重提了“北魏陶俑事件”，顿然之间，我长久以来的思考似乎有了答案。
让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这一历史事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某博物馆的一个国字号的大专家，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该专家发现一批斑斑驳驳的陶俑，专家和卖陶俑的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卖陶俑的摊主坦白地告诉专家，摊位上的这些陶俑是一些河南老乡，在家乡经济开发区的施工中挖掘出来的，这些陶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陶俑还在河南老家。专家凭着多年的鉴定经验判定，这是一批珍贵的国家文物。
为了更加保险，这位专家从潘家园买走了几个古陶俑，回去后与几位专业人士对它的真假作了进一步的鉴定，集体鉴定的最终结果与这位专家最初的判断不谋而合。
为了不让这些“珍贵文物”损毁散失，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拨出专款，派出专家，对所有在河南出土的北魏陶俑进行“抢救性收购”。于是，在1993年年末到1994年年初的一段时间内，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上掀起了一场北魏陶俑收购的热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吕济民老人回忆说：“（北魏陶俑）历史博物馆买了三次，故宫买了两次。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八十万，故宫呢花了十万吧。”
但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尽管有关部门纷纷抢购，而这些陶俑的数量却总是有增无减。在很短的时间内，北京的各大古玩市场上，涌出了大批量的北魏时期的陶俑，引起了文物鉴定专家们的疑惑和不解。为了澄清事实,国家文物部门联合河南省文物部门,在警方的配合下，对此事进行了彻底的调查。调查结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批被当成古文物的陶俑，竟然出自洛阳市南石山村的几个村民之手。南石山村村民高水旺说：这东西是我生产的,是高仿的，是我的作品，咱也有营业执照，啥都有。

高水旺从此也一夜成名，2010年他还带着“作品”参加了上海世博会！

这一事件令很多国字号的文博大单位和大专家极度蒙羞并抬不起头，也是人们津津乐道、长久不衰的一个笑料与谈资。这一事件虽然过去二十多年了，时至今日，虽然很多人都已淡忘了，但事件虽已过去，影响却在持续发酵，在我看来，事件发酵后的影响绝对是灾难性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博和收藏界的乱象丛生，导致了中国文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浩劫与灭顶之灾。
这一事件对于我国本来就非常薄弱的文物保护来讲，无疑具有明显的分水岭作用，从此，我们的文物保护雪上加霜！
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文博系统更加迂腐保守，导致了文物保护的阵地失守。这一事件，直接受“伤”的就是文博系统，国家文物局、故宫、国家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众多国字号的大专家，他们的专业水准和业务能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和热议。本来，这一事件未发生之前，发现假陶俑的专家也好，参与鉴定的其它专家也好，国家出资抢救“文物”也罢，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了防止文物损毁和流失，这也体现了文博系统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担当。如果当年他们保护的是真文物而不是假文物，这些单位和专家必然受到国家和人民的褒奖，其工作积极性必将得到极大的调动和激发，可是，事件不止是令他们蒙羞，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仅有的、少有的、残存的责任与使命担当丧失殆尽，从此，文博系统包括文博专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了他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迂腐教条、不求作为从此成为主导和主流，文博系统和文保部门文物保护之职能也几乎全部丧失。国家监管的职能缺失或丧失，无异于长江三峡的大坝坍塌，各种各样的大灾难便由此而始。
二、文物盗掘更加疯狂猖獗，导致了地下文物遗失殆尽。北魏陶俑事件，受到打击的不止是文博系统，还有打击文物盗掘的公安系统。自从该事件发生之后，凡是感觉象出土的，文博系统和相关的公安部门都会认为又是哪个李水旺地下工厂生产出来的赝品，这样一来，赝品招摇过市的同时，出土文物也混同其中，正大光明地摆放在文物地摊和古玩店，文博部门再也不认、公安部门再也不追查，从而变相地为本已非常疯狂的盗掘分子大开了绿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地下文物经历了两种形式的大出土，一是在工程建设中被动出土，这些文物出土后，用古陶瓷鉴定大师丘小君老师的话说,“瞬间出土瞬间消失”，当即被施工人员私分私藏私卖了。再一种就是盗掘出土，装备精良的职业盗掘大军四处探寻，地下文物的任何信息都逃不过他们魔爪，同时，盗掘分子还把魔爪伸向了江河湖海。这样一来，由于文博系统和公安部门的工作缺位，加之大破土和大盗掘，无论是墓藏还是窖藏，无论是江河还是湖海，中国几千年来的沉积在地下的文物，几乎都被统统地“请”出了地面。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想要从地下找到什么文物，可能比登天都难，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还可以实现飞天梦，但科技再怎么进步，也不可能让地下文物再生。
三、文物造假更加神秘莫测，导致了假货赝品扰乱市场。文物造假在中国可算一道奇观，也是现代中国诚信严重缺失的现实反映。本来，河南洛阳也好，江西景德镇也罢，造假业无论多繁荣，造假水平无论多高，毕竟时代不同了、政治和文化背景不同了、制作工艺不同了、审美情趣不同了、社会心态不同了、原材料不同了、制作者文化修养不同了、工艺水平不同了，生产出来的赝品，再怎么逼真，首先是时代特征不可能仿到位、岁月留痕（土沁）更不可能做到位，在明白人看来，都是丑陋不堪、破绽百出的。但经过“北魏陶俑事件”这么一闹，专家们从此认为现代仿品仿造水平高得不得了、乱真程度高得不得了等等，有的专家甚至说造假者都躲进深山老林里，技术秘不示人等等。赝品高仿被专家们刻意神化之后，一方面也为专家们的专业水平寻求开脱，同时也吓坏了一大批涉藏不深的藏友，更是给普通百姓造成“水很深”的直观错觉，也吓退了很多本想为文物保护尽点力的观望者。

四、文物走私更加明目张胆，导致了出土文物大量流失。如果说，“北魏陶俑事件”之前也有文物走私的话，要我说，那帮走私分子顶多也是偷偷摸摸地搞地下工作而已，但“北魏陶俑事件”一闹之后，震慑走私分子的警报就自动解除了。因为出土文物都是以现代工艺品的身份出关的，而到底是不是现代工艺品，海关只认文博系统鉴定专家的意见，专家说是就放行，专家说不是就扣留，由于专家们本身就分不清真假，加上北魏陶俑这个前车之鉴，专家们对真真假假的东西，一律打上“现代工艺品”的标签，就算专家们有异议，走私分子也会用糖衣炮弹轻松解决问题的，专家们便成了走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走私分子由于有了专家开的“通行证”，自然一路绿灯，再也不用象以前那们偷偷摸摸、提心吊胆了，于是，大批的出土文物被装进集装箱，堂而皇之、夜以继日地漂洋过海了。据有关人士粗略统计，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多达数千万件。大家都知道，习大大到某个地方后，总喜欢到当地的博物馆去，不知习大大看到海外那么多的中国文物，心中作何感想？说到这里，那些为文物出关开具通行证的伪专家们可要小心了，祸害国家民族的错事、坏事做多了，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罢了！
五、利益集团更加顺风顺水，导致了文保生态严重恶化。利益集团是指内外勾结、在国际间倒买倒卖文物的当代汉奸。他们有三大任务，一是把文物走私出境；二是勾结境外拍卖公司高价炒卖中国文物；三是利用“回流”设置陷阱再掏中国人的口袋。为了达到挣黑心钱的目的，利益集团极尽所能地忽悠买家、打压藏家、祸害国家；为了完成他们的三大任务，他们买通了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用专家之口告诉大众：国内藏家手上的东西，99%的都是赝品，珍品在国外，国内想买的，赶快到国外去、到大拍卖行去！同时，利益集团还拉拢了一些垃圾帮、片片帮的收藏人士，个别留着长胡子的江湖小混混还经他们精心包装后混进了央视。这些人公然打压藏家的同时，还公开诬陷诽谤有正义感的、敢认民间珍品的知名专家。最近，有个上海人在日本开的某拍卖公司，公然拍卖中国出土青铜器，一帮卖国贼竟然公开为其宣传和走秀，卖国嘴脸昭然若揭，卖国行径猖狂到无以复加之境地。
上述文保生态的严重恶化，都与“北魏陶俑事件”有着重大关联。“北魏陶俑事件”后，由于文博和公安部门的失监失管和严重失职，致使利益集团卖国行径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同时，体制内以及一些有知名度的卖国砖家被利益集团收买，成为利益集团豢养之犬，成天为利益集团争相叫卖、摇旗呐喊。

六、民间藏品更加不被认可，导致了民间国宝价同白菜。“北魏陶俑事件”之后，中国文博系统几乎再未从民间征集藏品，转而被利益集团收买或忽悠，大量地从海外天价收购文物，致使大量国家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打了水漂。在专家不认、利益集团刻意打压、国家不收、法律不支持等多重因素作用之下，民间藏家被诬蔑为“国宝帮”，甚至被说成是混入收藏界的“恶魔”，国内大藏家的费尽心血收藏的精品珍品，只要一露头，便被包括众多专家在内的利益集团的“打手”们砸得体无完肤，本来被藏家保护下来的重要文物形同无人认领的烂白菜，命运极为悲惨、前景极度堪忧！

乾坤客

　说起国内著名的假文物，就不得不提到北魏陶俑事件。

　　据人民网报道，1994年，一名专家在北京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闲逛时，发现了一批北魏陶俑，它们的形态从未现世，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北魏时期的珍贵文物，而且可能是前不久媒体披露的在河南被盗掘的北魏大墓里的陪葬品。

　　专家们使用了考古中常用的高科技断代手段C14进行检测，发现这批陶俑在年代上与北魏完全吻合。中国国家博物馆还邀请了当时北京几乎所有的顶级考古学家、鉴定专家“过眼”，他们一致认可为真品。于是，专家申请拨专款、专项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的“北魏珍贵陶俑”。

　　不料，此后，类似的“出土文物”竟然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专家们感觉不对劲了，国家文物局为此事成立了专案组，调查证明：这批文物实为赝品，是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

　　当北京来的专家和当地公安一起来到高水旺家后，发现他们突击收购的那种“北魏陶俑”在高家还有数百件。一个河南的卖主道出实情：“蒙专家太容易了，无非就是掌握好胎、釉、型、工、旧这几个方面的诀窍。过检测关也不难，让陶俑坐坐飞机就行了。”实验证明，经过 X 线照射的陶瓷，每一秒钟会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 200 年左右。而报纸上刊登的河南一座北魏大墓叫人给挖了的消息，实际上是从高水旺家买走陶俑又到北京去出手的掮客设的局。

乾坤客

经过两次乌龙事件，高水旺的名气响了起来，但他做仿古陶俑却经历了一番曲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高水旺家乡洛阳用新工艺制作的唐三彩，因为粗制滥造而快速衰败。高水旺因此回归传统工艺，做旧的，满足当时的寻根潮。乌龙事件后，出了名的高水旺开始深刻反思：仿古遇到了政策界限，而新工艺又不受市场待见，自己该怎么办？在两难的撕扯中，高水旺最后选择继续他的仿古之路，但那已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先民精湛技术的发掘与再现，也是对人类文化的敬仰与传承。从这个时候开始，高水旺的作品都打上了自己的款识。写上自己的名字，仿得再像，也是高水旺仿的唐三彩。

乾坤客

高水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致力于仿古唐三彩几十年，潜心钻研，制作的仿古唐三彩作品选用最接近真品的原料，采用最接近真品的工艺，使器物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与真品丝毫不差，而且对新仿制的唐三彩进行做旧处理，最大限度做到与出土文物相媲美，复活了唐代三彩的气韵和风尚，在国际屡获殊荣。

但为何他对北魏的陶俑，也这么有研究，能遮掩住文物专家的慧眼？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近日去到古都洛阳，采访了传说中的高水旺。

了解记者此行的目的，高水旺笑着说：“我的家乡南石山村，村里有不少以前为宫廷烧造琉璃瓦的工匠们。我的父亲也是烧窑的，烧制青灰的砖、瓦等建筑材料。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掌握了烧制青砖蓝瓦的手艺。北魏陶俑的烧制技艺和砖瓦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用还原焰烧成。而当时北魏的都城恰好在今天的洛阳，洛阳市博物馆还陈列了许多北魏时期的陶俑，所以制作北魏陶俑的胎土原材料也是就地取材，不是什么难事。至于造型嘛，我有雕塑唐三彩的基础，当时有人找我定制几批陶俑，给了我参考，我也就算是个来样儿加工吧。”

自然，当时被要求制作这批货的高水旺定然想不到，日后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北魏陶俑事件至今仍为收藏界所津津乐道，也确实成为中国古玩市场里程碑。之后的潘家园市场大批仿古、赝品充斥，局面愈演愈烈。潘家园、地摊也几乎成了假货的代名词。

“北魏陶俑”只是一批偶然的作品，高水旺和他的南石山村，真正名声大噪却是因为唐三彩。

据高水旺回忆：“听村里老人讲，早在民国，村民们在耕地的时候，时不时就有唐三彩的陶片被翻出。当时的农民对这花花绿绿的碎片并不感兴趣，只是下意识地将其中比较完整的陶马、陶人送到附近的寺庙或留在家中作为摆设。直到陇海铁路修筑时，大量的唐三彩被发现。国内外的古玩商人对唐三彩很感兴趣，价格越卖越高，丰厚的利润驱使盗墓者蜂拥而至，北邙山上静默多年的古墓被挖得千疮百孔。由于邙山地区自古盗墓猖獗以及水土流失严重，很多唐三彩都是残器，这些残缺不全的唐三彩卖不上好价钱，聪明的古玩商人就找到了南石山村那些以前为宫廷烧造琉璃瓦的工匠们。这些工匠们依照出土唐三彩的样子，利用烧制琉璃瓦件和房屋脊兽构件的工艺技术，研究出了修补唐三彩的技艺。”

1920年前后，出土的唐三彩告罄，南石山人的修补生意渐渐冷落。随着学术界对唐三彩研究深入和收藏升温，出土的唐三彩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唐三彩仿制品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唐三彩的家庭作坊在南石山村不断涌现，但由于一些手工艺人的技术不成熟，烧制出的唐三彩并不理想。

这时，一个名叫高良田的工匠，从长期的修补中琢磨出一条新路：成功仿制了唐三彩。据《孟津县志》记载：“1920年前后，孟津南石山村陶塑艺人高良田仿制唐三彩制品，首获成功，历代家传，秘其技法，手工产业，小窑烧制，其色彩造型可以乱真。”自此，南石山村成了“唐三彩”工艺的复活地，名噪天下。

从小在村里长大的高水旺，经常见到匠师们在烧制唐三彩工艺品，耳濡目染之下，对唐三彩产生了特殊的情感。高水旺回忆：“1980年，我在自家院里垒了一个小窑，开始尝试烧制唐三彩，窑很小，只容得下一匹三彩马。我还买了一个小秤和一些釉料，捡来别人家烧坏的唐三彩素胎残片，把自己调配的釉料用毛笔涂在白胎上，放到自家的煤炉里去试烧。每个月我都能用掉三四篮残片。”就这样反复研究实验，高水旺用8年的时间一点点攻克了唐三彩原材料、釉料、开片等配方。但想成功的复活出一匹像样的唐三彩马，仅仅掌握这些是不够的，塑形才是关键。

       高水旺说：“1984年，我去到洛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成为了一名烧窑工人。研究所的张迎春院长是当时洛阳市雕塑技术一流的，最好的唐三彩作品的雕塑都出自他手。我有幸能师承于张院长，跟他学**雕塑。他手把手的教我要如何做出古代雕塑作品的神韵、风貌。”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水旺就掌握了这些雕塑技巧，并于1987年制作出了他的第一匹唐三彩马，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差点为他引来牢狱之灾的那匹三彩马。

如今回忆起这段经历，虽然已经释然，但对每一个细节高水旺都记忆深刻，语气中充满无奈和惘然。

高水旺说：“制作出这匹三彩马后，我就它摆放在自己家里。某日，我的朋友到家里来玩，看到这匹马，因为当时我不在家，朋友临走前对我母亲说：‘婶子，我把这匹马拿走，水旺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后来母亲可能没把这当回事，忘记告诉我了，我一直都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晚上凌晨两点，孟津县公安局来敲我的门，他们问我最近有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我答没有。他们又问我最近有没有倒卖文物？我说没有，我从不倒卖文物。盘问这两句之后，他们说一个案件与我有关，要我跟他们到公安局走一趟，把事情交代清楚就放我回来。”

之后，高水旺被关进看守所里四天四夜，也没有进行提审问话。起初高水旺依然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后来才听说是自己做的一件东西被别人拿走当文物倒卖了，卖了几万元钱。高水旺回忆起在看守所里的经历：“第五天早晨，民警把我叫出来对我说，这几天不断有人来替我求情，帮我说话，经过调查我也没什么问题，今天就能放我出去，但出去之前让我写上一份检查。当时的我年轻气盛也确实不服，我反问他们，让我写检查，我是错在哪儿了吗？民警解释说，这个案件的发生，是因为你制作的仿古唐三彩，被人当文物卖了好几万，造成了买家的经济财产损失。如果没有你，就不会出现这个案件，你说你有责任吗？我当时觉得也谈不上责任吧，顶多是有关系。但民警同志说，检查上你必须写有责任，要不写有责任，我们没权利放你。”好汉不吃眼前亏，高水旺心想那写就写吧：

“我叫高水旺，住孟津县南石山村，我在1984年办了一个唐三彩仿古厂，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都俱全，因为我的作品在销售中不当，造成别人倒卖文物一案，我有责任。”

当时的这件事对高水旺的打击很大，但时过境迁，如今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仿古特色之路。而这些不愉快的过往，也能以平常心相待，侃侃而谈了。

真假是古玩收藏圈永恒的主题。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即使潘家园近年来风评不佳，但那里却也是很多古玩收藏爱好者梦想起步的地方，是很多人的精神地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不论恩怨过往，潘家园的消失令人感伤。同时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潘家园市场能在涅槃中重生，调整自身适应行业变化，走上自己的康庄之路。

乾坤客

值得注意的现象。

乾坤客

说得有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