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拉中国人的情~西扯西方人的理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3-8-20 01:15:07

东拉中国人的情~西扯西方人的理

情和理的辩证关系，很有重新讨论的价值，或者能成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本文特此抛砖引玉，望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中国，总是让西方人不明白。
自从马可波罗向西方人展示了东方中国的神秘面纱后，几百年来，西方人一直对中国表现出强烈的好奇，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要揭开这层面纱，一睹背后的真面目。这个企图直到晚清之前，一直都是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之后，随着西方的强大与清朝的没落，西方人不再遮掩了，不再扭捏了，终于以强盗的方式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但是，即使西方人获得了巨额的白银赔款，即使数不清的圆明园国宝落到了西方人手里，即使西方人因此能够对中国大地的各种资源予取予夺，即使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最后竟被傲慢自大的西方人称为“东亚病夫”。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依然是充满了神秘。
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西方人始终不明白，经历了列强的瓜分，军阀的混战，经历了日本侵华的蹂躏，经历了自相残杀的内战，经历了西方在经济上的重重封锁，军事上的种种骚扰，意识形态上一波接一波的宣传攻势，还经历了自身种种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争议最后总是大伤元气的千奇百怪的运动。中国，不但没有四分五裂，还以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速度，从极度贫穷落后的状态，一跃而腾飞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以至于西方有关中国的“崩溃论”预言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西方，也往往令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
美国是一个高举民主自由旗帜的国家，但枪击案无日无之。没有了独裁者的枪杆子镇压，人民却自己杀起自己来了。这实在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在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可以获取天价的赔偿，而一个手上犯有几十条人命的罪犯只被判监二十年，屡犯重案的罪犯数罪并罚后的刑期竟可以远超于人类自然寿命的极限。一方面致力于研发种种高科技的尖端杀人武器，另一方面又义正辞严地谴责企图使用生化武器的敌人“野蛮”。而西方人在发动种种战争时，由于允许同样源自于西方的红十字会到战场上救死扶伤，残酷的战争就因此而堂而皇之与文明划上等号。
西方人总是误判中国，而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亦总是存在偏差，这是因为，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国民性格。
林语堂先生在其名著《吾国与吾民》中，对中国的国民性作了详尽的剖析，有评论家认为，林语堂先生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总的来说都是围绕着“情理”二字。
借用林语堂先生的“情理观”，我认为，相对而言，中国人的国民性普遍侧重于“情”字，而西方人的国民性则普遍侧重于一个“理”字。对情和理的不同侧重，是造成中国与西方相互沟通中诸多困扰的根本原因。西方人好奇了几百年，始终搞不清中国的神秘，这神秘说穿了就是中国人的情。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西方的不可思议，说白了就是西方人的理。
情和理立。情融理垒。
以情待人处事，能够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以理待人处事，会产生对立，形成防御性的壁垒。
因为：
情的属性是感性的，兼容的，直觉的，不着重逻辑考量的。有无互补，难易相衡，长短相容，高下相依，音声共鸣，前后相让，美丑相谦，智愚不菲，谓之情。
理的属性是抽象的，排他的，分析的，以逻辑要素为基础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美丑相映，智愚相竞，谓之理。（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对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理念，中共政府总是强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为什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我则认为，中国的国情，归根结底，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于情，处事方法也侧重于情。“情理”二字，情在先，理在后，对于中国人，万事的解决以情为主，以理为辅。
体现在宗教上，佛教的虚无，道教的玄乎，儒家的仁爱，佛道儒三教的教义都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着重于情，讲究的是悟性，叫作“心有灵犀一点通”、“话头醒尾”（广州俗语）。如果以西方人什么事都要寻根问底的思维方式，对三教教义的终极意义问个是什么，佛教会向你报以“拈花一笑”，道教会说“道可道，非常道”，儒家会说“受命于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的通假字）也”。这些答案大概会让惯于理性思维的西方人听得莫名其妙或者气个半死。
在三教的宗教氛围下，中华民族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哲学、文化。这些哲学、文化自然亦是围绕着情，强调的是和谐。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无可无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把个情字的辩证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仁爱，当中的“仁”字就突出了两个人或双方相处的关系，应该以和平共处，共生共存，互利互惠为准则。中华民族的和谐观是辩证的，对这种生存哲学的理解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华民族明白的多，西方人对此更是难以领略。正因如此，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地阐明“和平共处”、“不干涉别国内政”，却依然改变不了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人对事物本源的探索兴趣缺缺，把宇宙观、世界观这些虚无缥缈的问题推给了宗教，而致力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学问。中国人对自然怀着敬畏、顺从之情，对自然的探索是“学以致用”，即强调的是“用”但却不求甚解，即所谓的“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更体现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上，中国人的社会讲究人情、友情。家庭成员之间讲究尊老爱幼的亲情。恋人或夫妻间则是“欲语还休”式的含蓄爱情。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及处事原则是以理为先，以情为辅。只要占着理，尽管未至于六亲不认，但什么亲情友情都可以大打折扣。因此子女成年后离开父母自己出去独立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同样父母必须未雨绸缪为自己老年的生活作准备而不要奢望靠子女的孝敬过日子亦是天经地义的事。夫妻间、朋友间为了表示平等，不惜以婚前协议、AA制这些带着对立，有壁垒性质的产物作为建立亲情友情的附加条件。
常听到西方国家的居民会为某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就把邻居告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新闻，这样的新闻西方人习以为常，但在中国人来说则是难以接受。
在西方国家办事不必依靠人情，只要有理合法，通常没有办不成的事。
基督教尽管也宣扬博爱，但其“原罪说”却从理的角度把人神之间的关系鲜明地对立起来。“信者得救”的契约理念带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看似是基督教信仰的方便法门，但却把那些不信耶稣的大善人大好人拒之于天堂的门外。
同基督教、犹太教一样源自于阿伯拉罕系的伊斯兰教有着同样的理念：真主与他的创造物是完全不同的实体。这种理念亦是人神对立的理念。“你们要祈祷我，我就应答你们（《古兰经》40：60）”。这与“信者得救”异曲同工。和中国人的众生皆佛天人合一相比，前者系以理为依据的宗教观，后者是以情为依据的宗教观。
中国人的情，和西方人的理，孰优孰劣？
那是各有千秋，亦各有弊端。
中国人常说，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凝聚力，所以能够屹立五千年而不倒。但这凝聚力到底是什么？这凝聚力就是中国人的“根”，这根就是千丝万缕的情。中华民族就像一棵大树，中华文化就是围绕着情的“根”文化。中国式的小农经济社会在这种根文化下形成，由于其流动性不大，乡亲们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中国人没有清晰的契约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责任往往以带有自觉性、包容性、可塑性的道德代替了法律。对祖先的祭奠，对土地的留恋，对同是炎黄子孙的认同，加上种种的人情、友情、亲情、爱情，这些大大小小的情盘根错节，构成了牢不可摧的保守性的人文基础。
这样的基础深深根植在中华大地上，由此而长成的大树，即使经历狂风暴雨，即使被砍伐得伤痕累累，却不容易动摇到根基。因此尽管中华民族多次遭受外族的蹂躏，却总能够劫后余生，重新开枝散叶。
西方文化具有极强的扩张性，这种扩张性文化被冠以“海洋文化”的称谓。但相对于保守性的根文化，我更愿意称其为“草文化”。草尽管根基浅薄，却具有传播快，繁殖快的特点，几乎是无孔不入，攻城略地，即使是墙头屋角，都能够见其踪影。因此西方文明能够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就影响了全世界。在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之际（信息积累后导致的工业革命、科技发展是其天时，新大陆的发现是其地利，西方理念迎合了人性中的利益索求是其人和），其繁殖的势头更是势不可挡。
西方人万事离不开一个“理”字。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决定了西方民族的迁徙习惯，迁徙过程中自然要不断与陌生人打交道，与陌生人相处时什么亲情友情起不了作用，需要依靠的是契约，也就是理。契约的执行中“自觉”的成分很低，主要靠的是“他力”的监督。契约的不断完善，令西方人首先建立起相对健全的法律及其制度，而相对健全的法律制度等于是优质的土壤，再使更多的理能够产生及成长，因此西方在哲学科学种种理念上的数量及成就大量地出现亦远优于中国。
对理的执着，亦决定了西方人寻根问底的本性。记得看过这么一个报道：澳洲昆士兰大学为了证实沥青是液体而进行的一项实验，至今已持续了九十多年，这样的本性使西方人对科学技术的探索有着崇尚“难得糊涂”的中国人远远不及的热情与执着，这种热情与执着绝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闲的蛋疼”。“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两三百年间在科学技术方面西方人能够执世界的牛耳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然则，情泛则滥，滥失序。滥情曰怓，大衰之由。理直则锐，锐终伤。强理曰夺，大凶之兆。（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太滥的情与太直的理，是当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各自的致命伤。
人情世故，在中国是考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不成文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所谓人情，所谓世故，往往是摆不得上台面，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心知肚明，摸摸酒杯底，哈哈两声，就达成了共识，往后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此种交际的艺术，又岂是头脑“简单”的西方人可以领会的。
这样的人情世故文化，在小事小非的情形下，办起事来确实少了许多繁文缛节，亦不伤和气，结局很容易就皆大欢喜。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人情世故就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种种方针政策的贯彻就如猪八戒入了盘丝洞——行不得、动不得也。当整个社会都奉行人情世故为处事准则时，也就乱象丛生，贪污腐败横行，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对这方面应该都会深有同感。失序的社会，就有走向衰落的可能。
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以滥情开始。
情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道德为依据的高尚的情，一种是纵容人性的低俗的情。
滥情，可以指被过度宣扬或被架空的高尚之情，亦可以指肆意妄为无任何原则的低俗之情。
中国的儒学，是以道德为依据的人性之学，尽管儒学中存在不少糟粕，但其宣扬的道德观念，毕竟使中华民族历代的社会不需有西方那样严明的法治理念，就能够正常运作。因此儒家的礼法长期以来被中国统治者作为统治中国的正统之学。
晚清时期，儒学被滥用了，滥用的结果，仁义道德被架空，实际的行事为反方向的放任自流。长期滥情的中国逐渐孱弱，至五四时期，西风东渐，西方人那种事事讲“理”的思维行事方式令习惯了之乎者也万事中庸不偏不倚含糊其辞的国人耳目一新。头头是道的种种西学把难得糊涂的国人忽悠得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于是乎中国人纷纷对各种西学趋之若鹜，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洋花齐放，独贬儒术”的情形，这当中出现的佼佼者诸如鲁迅之流，运用的是深厚的国学功底，褒扬的却是墙外的洋花之香。诸公们用尖酸辛辣的文笔，把当时中国的时政、民族性贬了个一无是处，美其名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企图借西学以改造东亚病夫的麻木精神。如鲁迅所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殊不知，这种对中国国民性全盘否定的批判效果与现代西方医学对癌症的化疗电疗效果如出一辙：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把健康正常的细胞也一并伤害。这在医学上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二次伤害”！本来已衰弱不堪的中国再被那些西学的猛药一轮强灌，维系中国人根文化的情元素在中国的精英阶层里面几乎消弭始尽，而普罗大众则被这些精英们“怒其不争”式的臭骂而彻底失去了自信，继而失去了自尊，在鲁迅之流“诛心式”的伤害下，中国终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就相当于癌症晚期的并发症，中国的亡国其实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狼”视眈眈的日本人在此时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时机的失误。日本人完全可以实施挑拨离间之计，耐心待中国真正四分五裂成为诸侯割据已成定局的局面时再采取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策略，那么日本霸占中国的野心其实有成为现实的可能。但日本人在中华民族仍未最后丧失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感之际，就迫不及待贸然发动的侵华战争，却激起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这精神的觉醒产生的效果吻合了中医的理念：身心系自我调整的一个整体，而非西医认为的“疾病是作为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敌体而存在，两者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抗关系”。中医这种整体论的理念也就是中国人追求和谐的情理念，情理念的复苏令中国人在精神上恢复了元气。
毛泽东初期的成功是能够将情和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列主义是西方的理，“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的情。“打土豪、分田地”，利用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利用“军民鱼水情”，共产党顺利地取得了民心。但“土包子”毛泽东并没有滥用这些情，他知道，在暴力革命的非常时期，理才是主要的工具与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理，军队严明的纪律是理，“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是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是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更是理。正因为是“土包子”，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干部们普遍低下的文化教养，反而使他们不懂得矫情：相对于“洋包子”蒋介石“保城守地”患得患失的情，“用人不疑”以至身边遍布共党间谍的情，却又“疑人不用”以至派系林立的情，国民政府官僚腐败的情，更甚之的要求已经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的迂腐之情，最后终于让真正懂“理”的“土包子”打败了表面洋气实质更“土”的“洋包子”。
但在新中国的和平时期，共产党对情和理的辩证关系出现了认识上的大错误：认为共产主义的“理”是无所不能的。一方面比五四时期更彻底地铲除否定延续了几千年的所谓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相对先进的现代西方治国理念，而企图用共产主义理论创立一套全新的道德价值观，以一个跳跃式的姿态，一步跨进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
对“主义”或对某个人的过度迷信与宣扬亦是一种滥情。这样的滥情使新中国的诞生成了先天不足，故历三十年的贫困落后而无法强大。
在这三十年里，理想归理想，现实的中国始终需要一套行得通的法统。在无所不能的共产主义理想光环下，毫无治国经验的共和国领导人只能全盘照搬前苏联的模式，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至上而下进行的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法律改革。这改革延续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共一共改了四次宪法，以期用无所不能的理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的法律。由于整个思想体系都与旧传统割裂，搬过来的所谓苏联模式实际上依然是来自西方未经过检验的不成熟模式（参考我的博文《让五人死亡还是一人死亡？》），这些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至70年代未，迷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国人逐渐觉醒，中国社会思潮实际上处于一种既无情亦无理或者说既滥情又强理的混沌状态。
改革开放后，由于缺乏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指引，中国政府不得不被动地大量抄袭西方经验。随着思想自由度的逐渐放宽，在西方种种思想趁虚而入的同时，始终沉淀在民间难以清除的中国情又开始浮出表面。但由于之前形成的断层，加上缺乏正确的引导，以道德为依据的高尚之情没有被正确解读，不能与现代人的思想接轨，反而是纵容人性的低俗之情，在思想处于真空的状态下与西方利己主义的自由观自发地同流合污，原来对高尚之情的迷信急转为对利欲的迷信，形成了一股极具中国特色的既滥情又多歪理的无序潮流。
滥情必须被约束，能够约束滥情的，唯有理。
理亦分为两种，分别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理和科学意义上的理（我在博文《岂有此理续》里面根据不同的层次把理分为真理、映理、道理、人理、盗理。这篇文章仅从功用的角度谈理）。
科学意义上的理前面已有论及，西方人在科学研究上的精神及成就值得中国人虚心学习和接受。
以下所说的理，仅指社会学意义上的理。
西方人在社会学意义上对理的认识与执着，很有商榷的余地。
认同西方理念的人，都认为民主自由平等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反对西方的人则认为，这些西方价值观，正是世界日益动荡的根本原因。
前者的认同，是从狭隘的利益主义角度为出发点。的而且确，只有民主自由平等，我才能充分发挥我的个人权利，获取我个人的最大利益。
后者的反对，考虑的是全人类的福祉。
权衡两者的合理与否，我在《让五人死亡还是一人死亡？》、《治国之道治世之道》及《岂有此理》几篇文章里有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以下内容，则尝试从“理”的特性作剖析，看看有没有人们平常没有留意到的问题。
“理是什么？古书《说文》云：理，治玉也，顺玉之纹而剖析之。意思是：理，是玉石内部的纹路，作动词用时，指顺着玉石内部的纹路来切割玉石。现引申为客观事物的次序、规律、性质，凡事要依据其次序、规律、性质而行。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理，我们分分秒秒都应该依理而行。这个理，也就成了每个人心中的一把尺子。”
——摘自我的博文《岂有此理》。
生活上我们似乎都离不开理，讲理是我们日常待人接物时，必然会遇到甚至是频繁遇到的事情，完全不讲理的社会难以想象。讲理，实在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行为，更似乎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质素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正面意义来说，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自觉地讲理，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实际上事与愿违。
我们并不难发现，即使是双方都讲理，亦往往会出现越讲越僵的情形。甚至我们更发现，越是喜欢据理力争的人，越难以相处，这些人往往没有好的人缘。我们更发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最不缺少的正是理，但这个世界的争战依然是无日无之，甚至规模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理，还有许多我们忽略了的负面作用。
首先用哲学的观点分析：
我们日常的理都有先天的局限性、个别性、蒙蔽性。
人类的理通常以语言或文字来表达，当我们想表达某个理时，其基本模式都是用“X is Y”或者“主语——动词——宾语”这样的结构来表达的。这种表达方式永远是相对的或总是由个别观点立场来决定的。这种表达方式开显了某一面，但同时也隐蔽了其它面。正当开显之时亦正是其蒙蔽之际。在本质上就会蒙蔽全体的真相。
这样一来，理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
第一，理总是相生相克的，没有一条理能凌驾于其它理之上。
因此理不是战无不胜的，每一条理都能被打败，都能找到另一个或多个理由把其推翻。当我们陈述一个理时，我们自以为十足的理由总能被别人找到缺口进行驳斥。
成熟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在陈述自己的理时，会大方地承认别人的理也有合理的一面。但这个世界不成熟的人或因怒气而失去理智的人占了多数（从网上的评论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总是争论不休的原因。
第二，理的后面往往跟随着某种利益上的动机。
这里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某个理背后的利益动机因种种原因不能明示，或背后的利益与所示的理相悖。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引起别人的怀疑，造成相互间的不信任。不信任的结果是明知对方的理是正确的也不接受。
另一种是把背后的利益诉求诚实地摆出来，这虽然能取得对方的信任，但对方亦会因此而讨价还价，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就自然形成各自的壁垒，人际关系的淡薄就不可避免。例如婚前协议的产生就令婚姻的意义大大地改变了。
第三，理总是从某个立场出发。
既定立场意味着理都是排他的，排他意味着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是这种排他性的最好说明。人类观念中的对错、善恶、好坏、美丑等等都因理的排他性而产生。
理的排他性导致理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对立意味着矛与盾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当双方没有利益交集时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但尚可和平共处，然而在利益引诱面前就形成了冲突。在冲突中的理就会产生杀伤力。这时候越讲理矛盾反而越激化，理越强越直，越是“得理不饶人”，其杀伤力越大。同时，越大的杀伤力，其遇到的抵抗力也会越大。过去常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里面的压迫原来是指武力，其实强横的理同样是一种压迫。美国的“反恐”既有武力上的压迫，亦有强理所造成的压迫。
理的排他性更导致坚定信仰某种理的人会常常臆想、甚而制造一个或多个“假想敌”，例如什么“三反五反”，“造反有理”，“阶级斗争”，“邪恶轴心”，“恐怖分子”，“五毛”，“狗粮”等等。
换言之，理，不但不能带来和谐，它反而是这个世界种种纷争的催化剂。小则造成关系紧张，大则兵戎相见你死我活。例如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世界”里“居然会”发生的俄乌战争，谁对谁错？笔者认为：大家都有理。为了捍卫自个的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看起来双方都“够伟大的”，但这种“伟大”的结果，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核战变成了可能。
第四，理的推论总是遵循着逻辑演算法则。
这里亦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理的逻辑性决定了理都是脆弱的。
当理的立足点被否定或理的演算、实施过程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时，理就会土崩瓦解。在科学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例如亦反映在社会学方面。见识过不少西方人的家庭，有富裕的，有贫困的。富裕家庭的家居摆设都相当的讲究，显得井井有条，更处处蕴含着艺术的美感。其中我认识的一个西人精英家庭，连内裤浴巾都必须细心烫好再按一贯的方式折叠整齐后才能放进衣柜（当然都是佣人的工作），这个西人家庭每个成员的个人质素也是超一流的。反观许多贫困家庭，那种脏乱差是怵目惊心的，身上那股恶臭是令人避之不及的，满口“F”字头的粗言秽语是令人瞠目的。前后两者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有许多因素，但深层的原因是生活的信念是建立在“理”之上还是“情”之上。理是需要许多条件支持的，例如金钱，例如名望，例如地位。当缺了某项自认为必需的条件时，理就会崩溃，就会出现经济衰退时许多中产阶级人士跳楼自杀的新闻。生活中事事追求完美的人亦常常遇上这样的烦恼事：今天的考试发挥得不好，今天上班迟到了，今天穿的衣着气场不够强，男朋友居然忘记了我的生日……。
逻辑既是严密的，亦是连贯的，理论上一个完美的理的推论可以是无穷无尽。但西方人的想象力有限，最后只能把一切都归于上帝，祂老人家是一切的原动力，当这位上帝始终不能“现身”时，一切的理都显得无力。自以为聪明的西方哲人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曾经作出过不懈的努力，可惜越是努力，上帝不存在的证据反而越多，以致神圣的宗教越来越世俗化，教会的功能社交作用远大于灵性的修炼。反而伊斯兰教由于绝不能去质疑上帝，亦不能对其代言人穆罕默德有丝毫亵渎，致使穆斯林的虔诚之心千年如一日般坚定。不过，信仰的崩溃反而为西方人带来世俗的好处：正因为政教分离，西方人才能摆脱神权的桎梏，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终于使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出尽了风头。
另一种是理的逻辑性会产生“认死理”的倾向。
“认死理”的后果可大可小。
小则徒添压力。西方人连出门时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都能纳入哲学的思考中，因此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永远都承受着无形的压力。
中则出现精神上的病态，简称“精神病”。西方的理性导致西方人（现在已泛滥到整个文明社会）很容易情绪化，社会越文明精神有问题的人越多，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信念都以理为主，以理为主就容易出现“强迫症”：我要进取，我要升值，我要发达，我要出人头地，我非她不娶，我非他不嫁，我年轻貌美，当然只能找高富帅，我英俊潇洒，为什么没有白富美看中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白人比有色人种优越，日本人比其他亚洲人都优越，城市人比乡下人优越，有钱人比穷人优越。
大则钻牛角尖，即走向极端。理性思维用在与人有关的社会学上，如果走进了极端，就容易产生诸多“不近人情”的案例，或者是如文章开头列举的那些自相矛盾滑稽可笑的行为，又或者是西方现在种种的政治正确。
走极端的人通常都不会自我反省，往往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别人，结果就出现了美国式的“Bomb here ， clear there”。
理的逻辑不是人人都能演绎的，普通人往往被绕得晕头转向，因此钻牛角尖的人往往都是智商很高的人，如挪威那个连杀八十多人的罪犯。
社会学家通过统计发现，走极端的人有以下特征：1，白人为主；2，智商很高甚至是天才；3，往往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即社交障碍，但人格上又相当自负自尊自恋。
“走极端”还表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末日论”。
相信读者不能否认，所有的末日论都来自西方。“有生必有死”，这是人类通过自身历史及对自然的观察而得出的一个板上钉钉的“铁论”，而“死而复生”则似乎只有那个耶稣。因此西方对理的所有演绎最后都是负面的，消极的。宗教上本来还希望末日后有个天国作为归宿，但当信仰日益脆弱之后，末日就成了唯一的可能了。于是不同版本的末日故事轮番上演，连赫赫有名的霍金也认为人类在一千年后如果不能实现星际移民就会灭绝，一个澳大利亚科学家则推断Y染色体和由其产生的男性可能会在五百万年后消失。
以上列举了理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目的不是为了否定理，而是给执着于理的人予以警惕，亦让中国人对西方的不可思议有所了解，同时希望读者认识到：既然西方人的思维行事方式以理为主，以情为辅，当理有这么多的负面作用时，对今天这个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世界大局，我们是否会有新的看法？
理直则锐，锐终伤。强理曰夺，大凶之兆。真理横行，兴刀兵。（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纵观人类历史，尽管东西方都是大小战争不断，但可以认为：西方战争特别是宗教战争，及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一战及二战，既是资源的争夺战，亦可以是“理”的争战。
时至今日，这些理的争战，最后以“民主自由平等”这个理念最终战胜了诸如伊斯兰教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各种主义，人类终于有了自己的“普世价值”。
然而，这个“普世价值”真能够带来全人类的和平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普世价值”依然是个理，是“理”就同样有上面所述的那些负面作用，要消除负面作用，理就必须被中和，能够中和理的，唯有情。
今日的世界，最懂情的国家，是中国，最擅长理的国家，是代表西方的美国。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中美成为世界舞台上最举足轻重的两个巨人。这是冥冥中的安排，中国人的情和西方人的理终于不可避免地相遇。
这种相遇，在理的角度来看，叫做“较量”，在情的角度来看，叫做“合作”。
中国人，如果打算和西方较量的话，必输无疑。因为，中国人不及西方人擅长理，中国人如果妄想建立自己的理去和西方较量的话，等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
合作，绝不是妥协，合作，是“融合”的另一套说辞。
听到不少人嘲笑，比起西方人，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个性。但是，中国人有共性，中国人的共性如水，这水可是天然的融合剂，这融合剂从上古的炎黄之争，构成炎黄子孙的由来，其共性不断地融合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其他民族，中国总是被入侵，这些入侵者又总是被融合，直至今日，这种融合难道不可以扩展到整个世界的范围？例如“一带一路”，对比西方总是以战争为手段的征服行为，当融合的和平性被世界人民所认识后，哪个会受欢迎？
如何融合？融合的手段是情。情是中国人的优势，中国人的情既能够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亦能够潜移默化地去改变别人。当然，要运用这种优势，必须对情和理的辩证关系有深刻的了解。这种辩证关系，即笔者在《逻辑后缀学》所提出的思维模式——“逻辑位移”。
首先要了解，由情入理易，由理入情难。这是因为，情无远弗届，理有时而穷。情是广大的，包容的。理是狭隘的，排他的。这意味着中国人要了解西方远远比西方人要了解中国容易得多。西方人的不可思议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而中国人的神秘可能是西方人永远都弄不懂的。这就成了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有胜无败之局。
其次，刚强者，依理而行，招式分明，招势必老。柔弱者，酌情而动，招里藏招，绵绵无尽。（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这段话的意思是，西方人尽管擅长理，但这些理只要用心去琢磨，还是可以弄通的。而中国人，则不能满足于情，也应该学习西方的理，但学习过程中，又应该善于变通，灵活运用，则中国人对理的掌握，并不差于西方人。现在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中，人才济济的中国裔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段话亦反映出西方与中国的思维差异：西方人很习惯设立什么“路线图”，但其市场经济的模式却又与其相悖，结果往往在经济危机时期一筹莫展，最后总是大伤元气（理的脆弱性）。中国曾经的计划经济其实也源自于西方（前苏联人的理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同类的），结果亦是大吃其亏。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模式：情的模式。这模式不设路线图，而是起着指南针的作用，既确定大方向，又清楚未来的不确定性，灵活变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以各自的思维模式来看，西方人总体智力水平如葫芦型呈两个极端，即聪明的人不少，但蠢钝的人更多。林语堂先生曾举过一个有趣例子：美国一位叫威廉·詹姆斯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说过一段话：There is no difference but difference 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这段话用哲学的语义表达是：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和“相同”这两者之间，除了程度的不同之外，没什么差别。这段话很严谨很有智慧，但我问过不少西方人，能够真正明白其中含义的人为数不多，所以这段话唬到了不少人。其实这段话在中文里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五十步笑一百步。嘿！这意思太简单了，毫无高深之处，在中国连小学生都懂！
这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的精英数量可能不及西方人，但真正愚蠢的人亦很少，其智力水平的分布如橄榄型。中国人五千年底蕴下独特的文化，使其民众的平均领悟力远超于西方人。
这种领悟力的优势，致使中国人不必自卑于本身的创造力不足。既然创造力比不上人家，模仿又如何？中国人不必理会那些嘲笑我们只会模仿的人，这个世界很现实，中国不必在创新领域里与西方争短长。我们能模仿，我们能山寨，我们能见招拆招，以彼之长来攻彼之长，对此西方人只能干瞪眼却无可奈何。毕竟，模仿和用武力的夺取，前者可是斯文得多，如果西方人硬要说我们卑鄙，那可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所谓模仿，所谓卑鄙，亦只是西方的尺度，西方的标准，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的？中国人自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尺度。孔乙己有云：窃书不能算偷！
“因为引用和抄录先贤的著作是中国文化中知识创造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复制他人作品在中国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受到谴责，相反，却一度很受重视和鼓励。因为这显示出对古人的尊重和了解，显示出原著的伟大和重要。而且儒家学者一般以传播知识和道德为己任，而对以文换钱，卖文为生嗤之以鼻。因此他们一般不在乎自己的作品被抄袭和偷盗，不在乎自己的作品能够换来多少财富。正如一古代学者所说：‘正直的学者应该由后人去发现他的作品，而不会自我推销。’在这方面，还有一种更超脱和清高的看法，即知识的源头是自然，而不是古人的发明，因此，它应该属于全人类，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斥在继承人类这一遗产之外。”
（以上一段话加了引号正是因为这段话是作者本人从网上“窃”回来的！哈哈！作者本人十分认同这段话，因此“窃”得坦荡荡，本人这篇文章及呕心沥血写的《逻辑后缀学》及之前的所有文章同样不为任何经济利益，读者们如果欣赏，不妨也窃了去，令它们发扬光大，我反而是感激不尽。我的所有文章都没有版权，不需注明出处）。
中国人作为“柔弱者”还有一重含义，就是相对于西方人的傲慢自大而言。中国人的柔弱，体现出一种谦卑的实用主义态度，只要有用，模仿你又如何？如果外国的月亮果然比中国圆，赞你又如何？所谓的崇洋媚外，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洋为中用？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拿来主义？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以夷制夷？
再三，以情释理，以理补情，谓之合情合理。省人者损，自省者益。律人者人亦律之，自律者无疚。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当然了，一味的滥情任性也是行不通的，中国社会现在有诸多的弊病需要正视，研究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是当务之急，这套法制，不能是西方那些不懂变通的理，亦不能是中国那些任人唯亲的情。仅仅是合情不够，仅仅是合理也不行。
中国人以情为主的国民性致使中国人有一种散漫的性格，因此西方那种纯法制的理念不适合中国人，适当的专制在中国是必要的。所谓适当的专制就是情和理的结合。就像交通规则：任何人有权使用马路，这是西方人权民主的理念。皇帝专用，民众必须迴避于两旁，这是独裁的理念。设立交通灯，这是法制的手段。交通灯之下再设立交通警察，即增加适量的人治，这是中国式的情理之治。
西方哲学能够让我们理性认识，这曾经是我们所缺失，因此而急需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抛弃东方思想，因为，东方感性的思维，是达致精神世界平衡的唯一法宝，这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平常心”，以平常心调和情和理的关系，个人、社会才有真正健康、强大的精神力。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是整体引人向上的、既古老又先进的学问，比西方的民主自由更具有普世价值。因为，民主自由理念骨子里是狭隘的、自私的、堕落的，仁爱观则是包容的、共赢的。
但要看到，中国式的道德观，没有西方哲学那种严谨细密的逻辑，如果企图以中国的道德观和西方讲理，那一定会输。中国式的道德，除了相信，还是只能相信（我们称为“觉悟”）。这个缺陷，被历代的中国统治者所利用，结果令中国人被背上盲目崇拜的丑名，道德，亦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故此，借用毛泽东的理念：要做到西方法制与中国具体道德观相结合。必须：立贤而不尚贤，使民不争而争。立德而不尚德，使民不好而好。立仁而不尚仁，使民直而不伪。立义而不尚义，使民不言而信。立礼而不尚礼，使民无拘而束。重难得之货而不贵，使民赏而不盗。崇乐而不纵乐，使民愉而有度。（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中国式的理，不应该用来衡量别人，而应该是衡量自己。必须认识到：当你骂别人质素低时，你已经把自己的质素降到和对方一样。如果你自认为自己质素超高，当有人随地吐痰时，你能否一声不响地掏出纸巾，弯下你高贵的腰把地上那口痰抹去？如此的质素高下立判，保证能把对方羞个无地自容。当然，这是极端的品德高尚，凡人都做不了，我们能做到的，叫做“己守理盈，强人理损。以理律己，以情待人”，这就足够了。
谁能知晓假若没有西方的进步，或世界以中国式步伐缓慢的发展，是否更符合天道？但现在中国不得不以夷制夷地效仿西方文明，接下来将是以夏变夷，然后是夏夷共生，这才是中国的王道，最后再引导至合乎天道的轨迹。
文明，并不是西方式的文明。西方的理性，只是文明的基础、表象、新鲜血液。道德感性的升华，才是文明的本质。短视的人以西方近代的兴起而否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却不懂得世界的大势当然有起有落，但大势的所趋不是以暂时的起落定成败。因为：“恃强者，夺百载之机。厚德者，蕴千秋之势。王者终不为大，故成其大；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遂成万世之基业”（引自我的博文《道德新经》）。

ab11bc · 发表于 2023-8-20 18:12:40

本帖最后由 ab11bc 于 2023-8-20 18:36 编辑

这位朋友

你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

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你没有搞清楚

中国人所说的那个“情”、“理”，是有思想体系做基础

情；其实，是中华文化“仁义礼智信”的转化（或者说；有无互补、难易相衡等）

理；其实，是中华文化“旺相休囚衰”的转化（或者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

欢迎参阅；中华文化概述（什么是“道”，第100楼）

地址；

https://www.gxfxwh.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11&extra=page%3D1&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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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所说的那个“理”，是对《道德经》“有无”思想的那个“无”的偏面理解

中国人对《道德经》“无”的理解，是看不见的约束

西方人对《道德经》“无”的理解，是自由放任

有关西方人对《道德经》“无”的理解，请见《中华老学（第一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在“老子”》

图片地址；

https://www.gxfxwh.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05

如果，西方人对《道德经》“无”的认识没有偏面

那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有“俄乌战争”

而且，“大家都有理”

这场“俄乌战争”

只能说明，人，对某些基本理论，认识有偏差

因为，人对基本理论认识有偏差

所以，才会产生过激行为

冒昧发言

还望朋友能谅解，请细细品读

谢谢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3-8-21 01:56:50

谢点评。
【西方人所说的那个“理”，是对《道德经》“有无”思想的那个“无”的偏面理解】——个人认为：西方人的理，是对“有”的理解。
【中国人对《道德经》“无”的理解，是看不见的约束
西方人对《道德经》“无”的理解，是自由放任】——有关“自由”，我是通过集合论原理阐述：中华的自由观，是并集甚至空集的自由（空集能够非常严谨地解释“无”）。西方人的自由观，是交集的自由，通俗地说是“装在瓶子里的自由。详细论述见《逻辑后缀学》。

ab11bc · 发表于 2023-8-21 12:20:41

本帖最后由 ab11bc 于 2023-8-21 12:35 编辑

朋友们，一定要请注意

思想理论，最终是要服务于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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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

是对客观事物，产生发展变化规律，汇总归纳总结

所以才说，是最接近自然界变化规律并能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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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文化是讲逻辑

中华文化讲的逻辑，是服务于人们客观生活的逻辑（或者说；趋吉避凶、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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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文化也是讲自由

只不过，中华文化所讲的“自由”，是要受其核心价值观的约束（也就是《道德经》所说的那个“无”；看不见的约束，真实的含义！）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① 责任先于自由

② 义务先于权利

③ 群体高于个人

④ 和谐高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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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如何理解东西方文化，对现实问题的认识

首先，是要建立对《道德经》所说的那个“有无”的“无”理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文化看中华文化，产生迷糊与迷茫的关键（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的建立，是在对自然界客观事物，认识不太正确的前提下建立。其方式方法有正确的一面；但，其基本理论有不小的偏差）

谢谢朋友们关注

ab11bc · 发表于 2023-8-22 14:42:07

本帖最后由 ab11bc 于 2023-8-22 15:00 编辑

如何应用“中华文化”呢

下面，从一个在新冠病毒发生期间的“澳洲女”事件说起。也许会对医治对“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产生迷茫迷糊的人，有一定的疗效

我们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在产生初期，对我们人类带来的恐惧与灾难

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有一个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华人，因为澳洲发生了新冠病毒的疫情，就回国来躲避疫情。没想到，她居住的小区也发生了新冠疫情。此时的她，由于种种违反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原因，不但被驱除出境而且还丢掉了工作，受到应有的惩罚。

下面，我就这个事件，用“中华文化”从其核心价值观方面，进行粗略的分析。

不妥不对甚至是错误的地方，还望朋友们批评指正

1；澳洲女（以前是华人，后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回国躲避疫情，有错吗

没有，

2；他在居住的小区跑步锻炼身体，有错吗

稍有不妥！但，没有什么大错

3；他居住的小区，后来也出现疫情。此时的他，应如何应对

我认为

① 政府没有正式公告之前，应自动自觉采取居家不外出行为。为他人健康，为控制疫情，而做出个人贡献

② 政府有了正式公告，而且专门配备了防疫人员。她就要听从防疫人员的劝阻安排，为他人健康，为控制疫情，牺牲某些个人利益。

反观“澳洲女”

不但，没有对防疫，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牺牲某些个人利益

而是因为防疫，同专门的防疫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形成“极度的自私自利”行为，而把“责任义务，置于脑后”

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他能表现出“极度的自私自利”、“责任义务，置于脑后”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为什么“极度的自私自利”、“责任义务，置于脑后”的人，要受到惩罚

因为

自然界在不断的演变、科技也在不断发展，而且大规模的生产模式也在形成

人类，将遇到的不知原因的事情，在不断增加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或者说；过失），特别是表现出“极度自私自利”、“责任义务，置于脑后”行为，都会带来连锁性的灾难

所以

责任义务，才是我们人类，首先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这也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存在的意义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① 责任先于自由

② 义务先于权利

③ 群体高于个人

④ 和谐高于冲突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谢谢关注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3-8-23 09:48:47

ab11bc 发表于 2023-8-22 14:42
W+ @2 x9 b2 L3 M; }+ N如何应用“中华文化”呢
% U9 S$ }1 l) H5 y/ w
1 g( j4 Y8 y$ t' r9 t/ `8 s6 m下面，从一个在新冠病毒发生期间的“澳洲女”事件说起。也许会对医治对“中华文 ...

支持你的表述，我们是不同语义表达同一个意思：我在《逻辑后缀学》根据系统论论证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带来的是“离散性”，最终也就是你所表述的结论。

ab11bc · 发表于 2023-8-23 10:33:04

本帖最后由 ab11bc 于 2023-8-23 10:46 编辑

这位朋友
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对《道德经》那个“无”的偏面理解基础之上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西方文化时
在牵扯个人利益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有其正确的一面

一旦牵扯到“个体、集体”、“小部分、绝大部分”
西方文化，对《道德经》的偏面理解错误，就显现

请仔细品读下面的截图，那个“极度的自私自利”、“责任义务置于脑后”，就是典型西方文化，由于对《道德经》错误理解，形成的表现形式。其结果，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了的脚（也可以这样说；现实生活，对“澳洲女”狠狠的进行了惩罚）

西方文化，是在偏面理解客观世界基础之上
形成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无疑有其正确的一面
但，这个思想体系，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地球形成地球村的今天
越来越会显示出其不足性

比如
为什么有俄乌战争、日本核污染为什么会排海等
这些事情产生原因，都与产生“澳洲女”的思想，有相似之处
那就是，“自由放任”！
无视“责任、义务”
U3 z3 u T; M8 J是“自由放任”思想形成的恶果

希望，能引广大起朋友们重视思考

谢谢关注

城市隐者 · 发表于 2023-8-23 10:57:35

ab11bc 发表于 2023-8-23 10:33+ i% t6 T4 a1 D, t8 \5 g
这位朋友
- V4 Y1 l' G3 @- o* B/ T& r5 w& }2 t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对《道德经》那个“无”的偏面理解基础之上
0 z! [# [3 W2 i# _. f' c8 q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西方文化时 ...

认同

ab11bc · 发表于 2023-8-23 11:11:31

城市隐者发表于 2023-8-23 10:57
5 P9 f2 e2 A0 {/ x7 P; r& I: l j认同

谢谢认同
我们共同学习研究思考，提高认识

[中国哲学] 东拉中国人的情~西扯西方人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