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清華簡《繫年》中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年代考 王紅亮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摘 要] 清華簡《繫年》第二章主要涉及到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史事及年代，其內容非常重要。《繫年》中所謂的“周亡王九年”卽周幽王九年，亦卽公元前773年，此乃周平王元年。東遷實際上在周平王三年,卽公元前770年。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其合而為一，而後者的年代系統顯然經過整合。這說明《繫年》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實際上是兩套紀年系統。
[關鍵字] 清華簡《繫年》；周平王東遷；年代
清華簡《繫年》第二章主要涉及到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史事，其內容非常重要，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的年代問題，引發了學者濃厚的興趣與討論，並提出了很有意義的見解。筆者曾不揣鄙陋，也提出過一些看法。現在再補充一些進一步思考的結果，以求教於諸位方家。
一 、關於“周乃亡”與“(攜)惠王廿(二十)又一年”
為便於討論，列清華簡《繫年》第二章相關簡文如下：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坪（平）王（王。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生白（伯）盤。孚（褒）（姒）辟（嬖）于王（王，王）【5】與白（伯）盤(逐)坪（平）王（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坪（平）王於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6】攻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7】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侯 (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8】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啟【9】于京（師），（奠）鄭武公亦政（正）東方之者（諸）侯。……【10】[1]
此段簡文中明顯的時間是四個定點：第一、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第二、(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侯 (仇)乃殺惠王于 (虢)；第三、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第四、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下面對這四個定點分別考述之。下面先說前兩個定點。
第一、關於“周乃亡”的年代。《繫年》曰：“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國語•鄭語》說：“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幽王被犬戎所殺在周幽王十一年，晉文侯十年，卽公元前771年。《史記•晉世家》：“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這說明《表》與《晉世家》是相符合的。這一點應該是無疑問的，卽幽王與伯盤之死在公元前771年，《繫年》認為這是“周乃亡”的標誌。
第二、關於“(攜)惠王廿(二十)又一年”。清華簡《繫年》：“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侯 (仇)乃殺惠王于 (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正義引《汲冢書紀年》云：“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這與清華簡《繫年》的說法一致，此二十一年為攜王的在位年。[2]卽(攜)惠王被殺是公元前750年，攜王立二十一年為晉文侯所殺。
二、關於“周亡王九年”
關於“周亡王九年”，學者爭議較大，就筆者所見，主要有以下兩種說法：
第一、整理者認為“應指幽王滅後九年”。[3]
第二、劉國忠先生認為，“周亡王九年”是指晉文侯殺攜惠王之後，周曾出現了長達9年的亡王狀況。按照這種說法，周幽王於公元前771年被殺後，出現了攜惠王的政權（公元前770—前750年），然後是周亡王九年（公元前749—前741年），平王被立（公元前740年），東遷是公元前737年[4]。
下面我們對上述兩種說法進行一下分析，首先說第一種說法。
整理者認為“周亡王九年”是指幽王滅後九年，許多學者提出了質疑，其原因何在呢？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繫年》曰：“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關於“幽王滅後九年”，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說周幽王滅後第九年，卽公元前762年呢？還是說周幽王滅後的九年中，卽公元前770——公元前762年這一時間段呢？整理者的說法似乎均可以按這兩種說法理解，但無論哪一種，其必須跟簡文中“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相聯系。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魯”當作“曾”[5]）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旣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6]按照此說，則整理者所認為的“周亡王九年”卽幽王滅後九年，應該屬於攜惠王政權二十一年中的前九年，當屬“二王並立”時期。如果說在周幽王滅後第九年，那麼，為何不在幽王剛死後就不朝，偏偏要等到第九年後呢？如果說周幽王滅後的九年中，那麼，其為何要限制在這一段時間呢？難道九年後又開始朝周？可見，無論如何，都使人疑竇重重，此其一。其二，按照傳世文獻的記載，諸侯不朝周應該在周幽王未滅之前。《史記•周本紀》載：“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襃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熢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熢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熢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史記•秦本紀》載：“（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襃姒廢太子，立襃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秦襄公七年卽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因此，如果說幽王滅後九年開始不朝周，勢必與傳世文獻相矛盾。
下面我們再來分析第二種說法，這種說法首先由劉國忠先生提出，與此同時，劉先生又提到這種說法所面臨的問題：首先，這一年代與許多傳世文獻的記載不合。如果平王卽位定在公元前740年前後，東遷在公元前737年左右，那麼秦襄公、衛武公、鄭武公等人就不可能擁立周平王並護送平王東遷。其次，此說法也與《繫年》本身的內容相矛盾。《繫年》載“晉文侯乃逆平王於少鄂，立之于京師”，可見周平王是由晉文侯所立。但是根據《史記·晉世家》，晉文侯十年，周東徙；三十五年，晉文侯卒。因此晉文侯卒應在公元前746年，如果周平王是在公元前740年左右卽位，那麼晉文侯就不可能擁立周平王了。可見，這一說法面臨的矛盾更大。
實際上，劉先生提出以上說法，其論證的主要依據是《左傳》中的一段話。《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劉先生據此，認為魯僖公22年為公元前638年；而按照《左傳》的這一敘述，周平王東遷的時候，辛有預言不到百年，這一地區將為戎人所有。結果，到了魯僖公22年亦卽公元前638年的秋天，秦國和晉國把陸渾之戎遷到伊川，這一地區果然為戎人所有。如果平王東遷確實是在公元前737年左右，正好就應驗了辛有的這個預言。實際上，這一論據並不充分，杜預對上引《左傳》內容注曰：“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7]可見，連親見《竹書紀年》的杜預也認為這具體的年代不能憑信，這或許也說明《竹書紀年》的記載亦不能支持上述論斷。楊伯峻先生說：“平王元年距此一百三十三年，而此言不及百年者，或辛有之言說於中葉”，[8]此雖為推測之語，但也不失為一種說法。
那麼，“周亡王九年”到底該如何理解呢？筆者曾不揣鄙陋，提出過兩種說法，並認為後一種說法可能性較大[9]，當時因未對這種說法予以詳細論證，下面再做一些補充。
筆者以為，“周亡王”指周幽王，“周亡王九年”卽周幽王九年，亦卽公元前773年。古人習以亡國之君稱“亡王”，如西晉潘嶽《西征賦》：“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李善注：“亡王，謂桀也。”[10]《國語•周語下》：“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為也。”[11]根據整理者的看法，《繫年》作於楚肅王或更晚的楚宣王之世，也就是在戰國中期[12]，此時稱周幽王為“亡王”完全可能[13]。因此，“周亡王九年”卽周幽王九年，亦卽公元前773年。那麼，在此時期“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於周”，其原因何在呢？
古本《竹書紀年》曰：“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太）子”。[14]但在幽王八年，周幽王雖廢嫡立庶，但並未導致王室騷亂。按照史書的記述，這種廢嫡立庶所導致的王室騷亂開始於周幽王九年。《國語•鄭語》載：“（周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騷。”韋昭注：“騷，謂嫡庶交爭，亂虐滋甚。”按照韋昭注，嫡庶的正式鬥爭應該始於幽王九年；而曰“滋甚”者，應該是指“宜臼稱天王”，古本《竹書紀年》：“先是，申侯、魯侯（“魯”當作“曾”）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15]從而正式形成了宜臼與幽王兩大政治勢力，這應該是《國語》所謂的“王室始騷”。與此同時，“邦君者(諸)侯”也分化為幽王與平王兩派勢力，申侯、魯（曾）侯及許文公等屬於平王一派，其自然不朝幽王，此卽《繫年》所謂的“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
《繫年》曰：“王與白（伯）盤(逐)坪（平）王（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坪（平）王於西（申，申）人弗（畀）”，卽是平王在西申時，周幽王與伯盤曾率軍隊攻西申，但西申沒有屈服於周幽王。《國語•鄭語》史伯曰：“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大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聯繫到《竹書紀年》所載的平王在西申稱天王，我們可以理解為正是這一導火索引發了幽王的攻西申。另外，還反映出，這時雙方力量對比的優勢實際上在幽王與伯盤——其是進攻者。幽王與伯盤攻西申在周亡三年前，卽周幽王九年。而此年很可能就是宜臼稱天王之年。
總之，如將《繫年》中“周亡王九年”理解為周幽王九年，亦卽公元前773年，不僅可以跟簡文中“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相聯系，並且與傳世文獻相契合。
但是，這裏還有兩個問題仍需考慮：第一、既然“周亡王九年”指周幽王九年；而前面簡文直接稱為“周幽王”（簡5）、“幽王”（簡6、7），此處為何單獨稱其為“周亡王”呢？第二、只要對《繫年》進行研讀，我們就會發現在每章內部其基本上是按照年代順序記事，罕有例外[16]；如果“周亡王九年”是周幽王九年，而前面簡文所講“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侯 (仇)乃殺惠王于（虢）”均在周幽王九年之後；那麼，是否就與這種按照年代順序記事的體例相矛盾呢？
首先說第一個問題。此處之所以要稱“周幽王”為“周亡王”，無疑是為了承接前面簡文“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而“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侯 (仇)乃殺惠王于（虢）”則是插入這兩件事之內[17]，這應該是插敘手法。這種敘事手法也見於《竹書紀年》，如前文所引《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旣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一段敘述中，“先是，申侯、魯（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這一句話明顯是追敘內容[18]，其插入其前後兩句之中，而後一句“幽王旣死”卽是為了承接前句“與幽王俱死於戲”而發。《繫年》與此非常相似，前文講“周乃亡”，後面簡文講“周亡王”，正是這種承接關係的表現。
再說第二個問題。我們注意到，《繫年》所載“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於周，晉文侯乃逆坪（平）王於少鄂，立之於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啟于京（師），奠（鄭）武公亦政（正）東方之者（諸）侯”，這一段簡文是完整敘事，其敘述的重點在於平王東遷。上文已述，“周亡王九年”實際上是承接前文的“周乃亡”的，正因如此，其不用“周幽王”而用“周亡王”。所以，此處的“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於周”雖然本質上是追敘內容，但由於用了“周亡王九年”與前文承接，所以並不違反《繫年》按照年代順序記事的體例。
綜上兩點可知，《繫年》在記事時，已經不是單純記事（卽簡單的排年逐月記事），而是系統記事（卽以時間為綱記錄史事，既可上溯往事，又可下敘後世，使複雜曲折之事皆能表明其原委），[19]，其體例已經比較成熟，而與之相似《竹書紀年》已經採用這種記事方式，所以我們也不必為奇。
三、關於“三年乃東(徙)”
關於平王東遷的年代，歷來就有不同說法：
第一、公元前770年，為周平王元年，並於此年東遷洛邑。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幽王被犬戎所殺在周幽王十一年，晉文侯十年，卽公元前771年。次年，卽公元前770年，為周平王元年、晉文侯十一年，此年平王“東遷雒邑”。《史記•晉世家》：“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這說明《年表》與《晉世家》是相符合的。按照《史記》的說法，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殺；第二年（公元前770年）是周平王元年，並且在這一年東遷雒邑。
第二、平王東遷在魯惠公三年，周平王五年，公元前766年。《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二：“惠公三年，平王東遷。”[20]北宋的沈括曰：“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卽位。’……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為詳密。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卻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謬，莫知其所的。”[21]今按：這裏沈括所引《春秋啖趙集傳纂例》的“惠公二年，平王東遷”之“二年”當為“三年”之訛。
啖助、趙匡的這種說法究竟源自何書？《困學紀聞》卷七引《鹽石新論》認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關於平王東遷在魯惠公三年的說法，宋代學者王觀堂以《春秋啖趙集傳纂例》為非，“蓋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是年周平王立而東遷，既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也”，以“諸書考之，則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明矣”。[22]《困學紀聞》卷七引《鹽石新論》認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記錄之誤。”[23]這兩種說法都認為《纂例》為非。清人梁玉繩認為《春秋啖趙集傳纂例》為是，《史記》的說法乃後人傳寫之訛誤。其曰：
依沈括所引《春秋纂例》，疑《史表》“東遷洛邑”四字原本在平王五年，唐以前尚不誤，今本在元年，乃後人傳寫妄移之，未知是否？蓋平王初立在申，故《周紀》云諸侯卽申侯而立平王。（鄭《王風譜》謂“晉、鄭迎于申而立之”，非。）倉促援立，未必卽便徙都，亂定而乃至洛耳。《世家》述幽王之禍，連及東遷，此史家順敘之法，並非以東遷在庚午歲也，沈括誤。[24]
據梁氏之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東遷洛邑”四字原本在平王五年，卽東遷在公元前766年；而平王元年是指被諸侯立於申，而《王風譜》謂“晉、鄭迎於申而立之”，為了證成其觀點，他認為此“非”。可見，梁氏實際上認為平王東遷確實有一個過程，平王元年與平王東遷不在同一年，這裏就涉及到兩個問題：首先是平王元年是哪一年？其次是平王東遷是哪一年？
按照梁氏的說法，則平王元年應該在申侯立宜臼年。《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魯”“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可見，平王立於西申應該在幽王被殺（十一年）之前。那麼，平王元年則在幽王十一年之前。關於“東遷”，梁氏認為應該在魯惠公三年，周平王五年，卽東遷在公元前766年。因此，梁氏的說法可備一說。[25]
總之，大多數學者還是認為《春秋啖趙集傳纂例》恐難為據，遵循《史記》的說法。梁玉繩的說法雖可備一說，然而也面臨許多問題難以解釋。如按梁氏所言，“東遷洛邑”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原本在平王五年，卽東遷在公元前766年；那麼，則平王元年應該是幽王死後的一年，卽公元前770年；但是，梁氏卻認為平王被立申，如此則平王元年在幽王死之前。另外,《王風譜》（卽王城譜）謂“晉、鄭迎於申而立之”，而梁氏卻認為此為“非”；但是，清華簡《繫年》明確記載“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此與《王風譜》所載為一事（詳後文），可見《王風譜》所記並非孤證。因此，這種說法仍然矛盾重重，難怪梁氏發此論時自己也不確信，多言“未知是否”、“蓋”等辭。但是，梁氏認為平王東遷與平王元年不在一年的說法却很具有啟發性。
無論如何，上述三種說法，可以說都有證據，但孰是孰非，確實難以辨別。值得慶倖的是，清華簡《繫年》的公佈，其有平王東遷的相關材料，這使得我們重新審視上述說法得以可能。
清華簡《繫年》：“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26]可見，正如前文所引梁氏所說，平王東遷確實有一個過程；而且，平王在東遷前，實際上已被晉文侯立於京師。三年後，才東遷。這就提醒我們，平王元年和平王東遷很可能就不在同一年，《史記》年表將其合而為一，大概另有隱情。
既然平王東遷有一個過程，那麼，要弄清楚平王元年與平王東遷，首先必須將這一過程梳理清楚，下面，我們就根據現有材料，將這一過程進行一下考察。
四、平王東遷過程考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旣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這說明，平王始立在周幽王未死之前，申侯、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稱“天王”。《繫年》載：“王與白（伯）盤(逐)坪（平）王（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坪（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其未說平王在西申被立為天王之事。《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杜注：“周平王也。”這說明《春秋》對“周平王”的稱呼就是“天王”。可見，《竹書紀年》的記載應該不誤。因此，平王元年卽平王在西申被立之年，此卽《史記•周本紀》所謂的“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
前文已述，平王在西申稱王後，周幽王與伯盤曾率軍隊攻西申，但西申沒有屈服於周幽王。《竹書紀年》所載的平王在西申稱天王，引發了幽王的攻西申，而此時雙方力量對比的優勢在幽王一方，其是進攻者。幽王與伯盤攻西申在周亡三年前，卽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而此年很可能就是宜臼稱天王之年。那麼，幽王與伯盤一方為何會覆滅呢？《繫年》說：“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其突出了曾人和西戎的作用。繒人所降的西戎，應該就是包括西申在內的戎人[27]。
宜臼在西申被立為天王既然是周幽王九年，從此年到周幽王被滅十一年，宜臼還去過其晉國，《繫年》說：“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可見，在周幽王九年，宜臼被立為天王後，實際上產生了兩方勢力：一方為幽王與伯盤，另一方為平王；“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應該理解一部分邦君者（諸）侯開始支持周平王一方。而在幽王與伯盤進攻西申時，周平王很可能輾轉到了晉國[28]，先到了少鄂[29]。後晉文侯接其到了京師，整理者認為，此京師“此處當指宗周”[30]；今按：此說恐非，其應為《晉薑鼎》的“京（師）”，為晉國都城，或認為在今夏縣[31]。三年後，平王才東遷成周。
此成周是不是雒邑？《左傳》隱公元年《正義》曰：“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32]則成周就是洛陽。《國語•鄭語》：“當成周者”，韋昭注：“成周，雒邑。”陳奐曰：“成周，雒陽，非雒邑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又云：‘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城一曰雒邑，為漢之河南縣。平王遷於王城，謂之東都。周公營成周，為漢之雒陽縣。韋注以成周為雒邑，誤矣。”徐元誥按：“成周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北。”[33]按照陳奐的說法，成周在雒陽，故郟鄏；雒邑又名王城，屬漢代河南縣。成周，王先謙曰：“平王東遷，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遷雒陽，王城遂廢”；周振鶴認為，在今河南洛陽市。漢雒陽在今洛陽市東。[34]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卽是平王之立在西申還是在“京師”？上文已言，按照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平王在西申稱天王。《繫年》則說：“孚（褒）（姒）辟（嬖）于王（王，王）與白（伯）盤(逐)坪王（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坪（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侯 (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坪（平）王於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上文已述，“周亡王九年”卽周幽王九年，那麼，宜臼立於京師也應該是周幽王九年。上文又提到，宜臼在西申被立為天王也是周幽王九年。也就是說，在周幽王九年，宜臼先是被申侯等在西申立為天王。宜臼被立為天王，結果惹怒了周幽王，幽王起師，圍平王於西申。而就在此時宜臼逃至少鄂，於是“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這種推論有無依據？是有的。
《史記•周本紀》載：“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則說明申侯等已擁立平王，此卽《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書紀年》云：“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
又，《詩•王城譜》：“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35]《繫年》作：“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此當以《繫年》為是，因此時應為鄭桓公，武公尚未卽位。無論如何，這兩則材料說明在平王東遷之前，其曾被晉文侯所立，並且是在平王在申被立之後，《詩•王城譜》所說的晉文侯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準確的說應該是宜臼先在申立，由於幽王圍攻導致之亂，平王到了少鄂，晉文侯從少鄂將其迎接至京師而立，三年後，平王東遷。
平王東遷後，《繫年》載：“晉人焉始啟于京師，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啟於京師，整理者認為，見《鄭語》：“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董增齡《國語正義》云：“啟是拓土”[36]。“始啟”者，應為剛開始開疆土之義。《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載，晉文公幫助周襄王平定了王子帶的叛亂，周襄王賜“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南陽”卽陽樊、溫、原、欑茅等地。與此類似，《繫年》“人焉始啟於京師”的“京師”應該是周平王為賞賜晉文侯而新賜予的。如此，則“京師”自此以後應屬於晉國。那麼，如認為“京師”是宗周，其顯然是不合適的。
“奠（鄭）武公亦政（正）東方之者（諸）侯”，整理者注：“‘政’與‘正’通，訓為‘長’，此云鄭武公為東方諸侯之長。”[37]今按：如按照整理者所訓，“政”字後通常須有“於”字。[38]筆者以為，“正”當訓為“定”，《周禮·天官·宰夫》鄭玄注：“正，猶定。”孫詒讓曰：“《說文•正部》云：‘正，是也。’事必是而後定，故引申之定亦曰正。”[39]《漢書․地理志》載：“後三年，幽王敗，（威）〔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洛左（沛）〔泲〕，食溱、洧焉。”又，顏師古注《地理志》“新鄭”引應劭曰：“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會而並其地，而邑于此”，其曰“伐”，所以也可以理解為“伐之”使“正（定）”。
綜上可見，平王之立是在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先是在西申被申侯等立為天王，由於遭到周幽王與伯盤圍西申，於是平王離開西申到少鄂，晉文公將其迎接到京師後重新立為王。如此，則周平王元年應該是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而東遷實際上在平王三年,卽公元前770年。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其合而為一。這說明《繫年》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實際上是兩套紀年系統，而後者正是由於幽王十一年滅，於是將次年定為周平王元年，此乃整合的結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載太史公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可見《十二諸侯年表》實際上主要根據《春秋》、《國語》等資料，但是，對這些資料，司馬遷並非完全照搬，而是經過取捨與整合的。如《繫年》第一章“洹（宣）王是（始）弃（棄）帝（籍）弗畋（田），立丗=（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國語·周語上》：“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對應《繫年》中“立丗=（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事，均將戎敗周師於千畝系於宣王三十九年，卽公元前789年。《史記•周本紀》作：“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這應該是根據的是《國語》一類的書。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則將其系於宣王二十六年，公元前802年，同於《史記•晉世家》。陳夢家經過考證認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史記•晉世家》的年數有誤。[40]這說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實際上並非完全照搬《國語》，而是經過取捨、整合；相反，清華簡《繫年》跟《國語》一樣，則相對原始，其紀年系統未經過整合。
五、結論
經過上文的考察，我們對清華簡《繫年》第二章主要涉及到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史事的四個定點作一總結：第一、“幽王(幽王，幽王)及白(伯)盤乃滅，周乃亡”這應該是幽王與伯盤之死在公元前771年，《繫年》認為這是“周乃亡”的標誌。第二、“(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侯 (仇)乃殺惠王于 (虢)”，卽(攜)惠王被殺是公元前750年，攜王立二十一年為晉文侯所殺。第三、“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諸)侯(焉)(始)不朝于周。”“周亡王九年”卽周幽王九年，亦卽公元前773年。第四、晉文侯乃逆坪(平)王於少鄂，立之於京(師)，三年乃東(徙)，止於成周。平王之立是在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先是在西申被申侯等立為天王，由於遭到周幽王與伯盤圍西申，於是平王離開西申到少鄂，晉文公將其迎接到京師後重新立為王。因此，周平王元年應該是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而東遷實際上在平王三年，卽公元前770年。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其合而為一，這說明清華簡《繫年》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實際上是兩套紀年系統。
（本文刊於《史學史研究》2012年第4期）
附記：有學者提出“周亡王九年”是“周無王九年”——不同意整理者的看法而同劉國忠先生的看法，但劉文已言其說年代所記的矛盾，故持此說者把年代的矛盾全歸於史家筆法，其仍認為幽王死後平王卽位（認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說法），卽公元前770年平王卽位，三年後卽公元前773年東遷。所以其認為“周亡王九年”主要基於史家書法的考慮，“似不在於年代記述有歧義”。
今按：上述看法筆者恕難贊同。如按上說，則周平王所立在幽王死後，但這種說法有有一個明顯的反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旣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關於“先是”，明顯是追述往事之辭。而持上說者却為證成其說，遂認為“先是”是“相對於下文立王子余臣之事而言，是說平王立在攜王前”，這種說法得不到古書的任何支持。
《助字辨略》卷二：“《漢書•食貨志》：‘先是十餘歲。’先是，追原之辭也。”（[清]刘淇著，章锡琛校注：《助字辨略》，上海：开明书店，1947，第67頁）“先是”同“初”，是追述往事之辭。如《史記•平准書》：“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堤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系欲省厎柱之漕……。”“先是”與“其後”相對，明顯是追憶往事。值得注意的是，《漢書•食貨志》引述此段話時作“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堤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省略了“初”，可見，“初”和“先是”同是追述之辭、同義，故可省。《左傳》中記載追述內容時，常書“初”以標誌之，楊伯峻說：“凡記今事而追溯其始事，則云初。”（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77頁。）
附記於2013年6月7日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是2013年6月11日17：06）
[1]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138頁。按：【】內數字為簡背排序編號。
[2]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年第3期。
[3]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39頁。
[4]劉國忠：《從清華簡〈繫年〉看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史實》，“簡帛‧經典‧古史”國際論壇論文，香港浸會大學2011年11月。後文所引劉先生觀點如不特別注明，均出自此文。
[5]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2頁。王玉哲先生認為“魯”當為“奠（鄭）”之訛，參王玉哲：《周平王東遷乃避秦非避犬戎說》，《天津社會科學》1986年第3期注10。今暫從楊寬說。
[6]《春秋左傳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591—4592頁。
[7][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4頁。
[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394頁。
[9]筆者提出的兩種說法是：第一、認為“周亡王九年”是在公元前779年至公元前771年這一時間段。主要依據是《史記•周本紀》載：“三年，幽王嬖愛襃姒。襃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正義》：“諸國皆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可見，當時的史家實際上認為周幽王三年周已經亡了。這一種說法也能與傳世文獻所記載的在周幽王被滅以前諸侯已開始不朝周相合。但是，這種說法仍然面臨着困難：如果說周幽王三年周已亡，如何理解《繫年》所載的“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而後者按照傳世文獻的記載，在周幽王十一年，這就與《繫年》本身相矛盾。因此，筆者又提出了第二種說法：即“周亡王”指周幽王，“周亡王九年”即周幽王九年，亦即公元前773年。並認為，這一種說法的可能性應更大。參拙文：《也說〈清華簡·繫年〉的“周亡王九年”》及筆者的評論，復旦大學古文字與古文獻研究中心網，2012年1月12日。
[10][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48頁。
[11]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01頁。
[12]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
[13]在先秦文獻中，習以夏桀、殷紂、周幽王並稱，作為亡國之君的代表，如《國語•晉語一》載晉大夫史蘇以夏桀、殷辛（紂）、周幽王作為“三季之王”，晉大夫郭郾說：“夫三季王之亡也宜”。另外，史蘇提到，“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徐元誥：《國語集解》，第250—251頁）。顯然也是以周幽王作為“周於是乎亡”之亡王。
[14]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2頁。
[15]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第63—64頁。
[16]李學勤先生也認為：《繫年》“史事不少記有紀年，前略而後詳，然而全篇敘事罕有在年代倒錯重復的地方”參李學勤：《由清華簡〈繫年〉論〈紀年〉的體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17]整理者認為“周亡王九年”是“幽王滅後九年”，實際上就是將“邦君者（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二十）又一年，晉文侯 (仇)乃殺惠王于（虢）”作為插入內容看待。
[18]李學勤先生也認為：“這段話和《繫年》在不少地方相似，絕不是孔穎達綜括出來的，它很明顯是成段的敘述。……古本《紀年》這一段中有‘先是’，是追敘的口吻，特別值得注意”。參李學勤：《由清華簡〈繫年〉論〈紀年〉的體例》。
[19]《左傳》已經採用這種系統記事的方式。參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45頁。
[20]陸淳撰：《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7頁。
[21]沈括著，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01—502頁。
[22][宋]王觀國撰，田瑞娟點校：《學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3—114頁。
[23][宋]王應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欒保羣、田松青、呂宗力點校：《困學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97—898頁。
[24]梁玉繩撰，賀次君點校：《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09頁。
[25]此外，現代學者對於平王東雒邑的的年代也提出了新說。如王雷生先生認為平王東遷於公元前747年（王雷生：《平王東遷年代新探》，《人文雜誌》1997年第3期）；晁福林先生認為是在公元前760年（晁福林：《論平王東遷》，《歷史研究》1991年第6期；《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57—59頁）。
[26]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38頁。
[27]劉國忠先生認為，西申應該就是申戎。西周末年，王室實力削弱，而申戎等戎人則不斷壯大，周幽王廢除申後，又廢太子宜臼，進而派兵包圍西申，成為申戎等戎人與周王室之間戰爭的導火綫，並最終導致了西周的覆滅。
[28]《左傳》襄公十年載周王卿士瑕禽回憶其先祖隨平王東遷的情形時說：“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骍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厎乎？且王何賴焉？”此處雖有“平王東遷”之語，但反映史事絕非三年後平王從“京師”遷於成周之事，而恐怕是周平王從西申逃離至少鄂時之情景。平王遭致幽王與伯盤進攻，倉惶出逃西申，所依賴者僅王的七姓貴族（這七姓是平王的私屬，並不是參與國政的强宗，參徐中舒著：《先秦史論稿》，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185頁）；而平王在路上所用牲用備具，也僅依靠這七姓貴族的供應，可見此過程頗具顛沛流離之苦。平王至少鄂後，晉文侯迎其入京師，在此後三年東遷，必得文侯資助，恐未必有如此窘迫。
[29]整理者言：“疑即《左傳》隱公六年之晉地鄂，在今山西鄉寧。”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39頁。
[30]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39頁。
[31]童書業：《晉公銘“□宅京”解——春秋晉都辨疑》，《童書業著作集》第二卷《春秋史料集 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47頁。京師，整理者言：“《公羊傳》桓公九年》：‘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此處當指宗周。”筆者同意童書業的看法，即京師是夏縣，其在洛陽之西，故謂“東遷”。“京師”與“王城”同類，實際上就是王所都城，本為通號，而非專名。參于鬯：《香草校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863頁。
[32]阮元：《十三經注疏》，第3721頁。
[33]徐元誥：《國語集解》，第461頁。
[34]周振鶴：《漢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3，90頁。
[35] 阮元：《十三經注疏》，第696—697頁。
[36]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40頁。
[37]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140頁。
[38]如春秋時器叔夷鐘：“余命女政于朕三軍”（《殷周金文集成》1.272），孫詒讓讀“政”為“正”，訓為“長也”，“言我命女為三軍之長也”。[清]孫詒讓著：《古籀拾遺》（與《古籀餘論》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頁。
[39][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10頁。
[40]陳夢家著：《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4—45頁。
|
|
发表于 2015-8-5 11:05:29
发表于 2016-4-30 22:2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