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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在“群谊”哲学沙龙上的讲话（2005.4.9） 陈光柱
朋友们，下午好： 和大家是初次见面，甚为荣幸。得知大家对我所研究的老子感兴趣，也使我非常欣慰，在这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诚然，大家对我所知道的老子是陌生的，大家也从未听说过。主持人虽然与我有所接触，但他同样对我所认识的老子一无所知、也不熟悉。所以，个人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所认识的老子：他老人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而有据的历史上的老人！ 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这很重要。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就永远读不懂《老子》一书。不搞清楚这些被掩盖了的历史事实，只能胡乱猜测老子。那样的话，就只能步其司马迁之后尘、被他所知道的史实而糊弄，永远认识不了老子。 另外，欲知其人并不那么容易，还要联系其书的问题，才能逐渐破解老子之谜。因为《老子》一书，有点离奇，他与儒家、道家的著作大不相同。目前不少的人，不自觉地听其人言，把他算做道家之宗，这是极大的误导。道家仅是春秋到战国时期，先后由关尹、庄周等人发展而成，与老子毫不相干。从《老子》现行的通行本的十九章来看：“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礼”字在春秋末就被篡改为“圣”）；“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以及三十八章的“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和六十五章的“以智治国，国之贼”。这都是儒家所不敢的言论。然而，这却在西周出土的金文中，找到它们的踪迹。如西周晚期的《毛公鼎》上的铭文有：“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再者，在西周和春秋时出土的金文中，找不到“仁”字，这是什么道理。“礼”和“义”在殷商末、西周、春秋、战国的金文出土之中，也不具有儒家所崇拜的“礼”、“义”的意思。显然，这就呈现出一个当时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金文书写，浇铸出来是留给子孙后代所观看的，不能轻易、或还没有得到大家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就不能书写再现出来。然而，春秋末期至战国期间所形成的竹简，就要求不严格。这和时下的上网和网上聊天，以及网上文章一样，就“百花齐放”了！显然，当时的儒家言论，道家言论等等就可在竹简的作用下，私下流传。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他们当时不被各诸侯国所采纳的原因。请参见《秦汉前几个代表性人物的中华文化浅探比较表（草案）》和《＜老子＞八十章辨、析、读、浅探》。 故此，今天讲下面几个问题：我将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开始；并且联系1973年所出土的帛书《老子》；和1993年的楚简《老子》；以及2003年出土的“逨鼎”、“逨盘”等问题。通过四个问题，从而较为完整地认识一下老子。 一、 读司马迁《史记》中的《老子列传》 要知道老子是个什么人，我们这些人都必须先去读《史记》中的《老子列传》。因为，《列传》是两千多年前所记录下来的，并且是唯一的“史”录。几乎所有曾注意过老子的人，都不能不去读一下，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老子列传》。的确，这是一篇有关老子的记录。全文四百五十余字，可分为九个自然段落。现按其自然段落认识一下司马迁所记下来的“史料”。 １、第一自然段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共27字，除司马迁所记外，再没有看到（往上溯）有关老子生平之点滴。看到的却是后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老子者，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也……生而皓首（刘向《列仙传》云，受学于容成，生于殷时）为周是柱下史（……众家皆云，先为柱下史，转为守藏史。葛洪云，文王时为主藏史，武王时为柱下史。或云老子在黄帝时为广成子，一云为天老，在尧时为务光子，在殷时为彭祖，在周为柱下史。）……（刘向云西过流沙，莫知所终。）……后人还传说：“周时复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又说“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为姓焉。”等等。然而，后人的言传，无非是默认了司马迁的认定，无力反驳。但也认为他的证据不足，只不过是臆断。虽然不诋毁于他，自己也再揣测一番，也不过同样是臆断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前71年—前６年）与司马迁（前145年—前69年）相离不远，刘向之学识和“历史贡献”不亚于司马迁。刘向为什么在《列仙传》中说，老子“受学于容成，生于殷时”？这与《老子列传》相距很大。所以，《老子列传》的第一自然段，还只能说是司马迁独家所见。其有效成份在于一个“聃”字，也就是说“老子”与“聃”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另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战国时期，从不少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老子”为“老耽”。从“聃”与“耽”的字形、字意相近的问题，可否引申考虑到：“‘耽’、‘聃’、‘儋’、‘单’”的字音“相近”而误的问题。 ２、第２自然段，“孔子适周”等94个字，说的是“孔子问礼于老子”。“问礼于老子”本身就不通。《老子》38章中就明确地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只要有点正常常识性认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是对“礼”的无情的批判！老子岂能容忍孔子这样的无理（礼）的“问礼”？这是绝不可能的！并且，如果孔子在见老子之前，诚如老子所言“骄气”、“多欲”、“态色”、“淫志”之必去！那么剩下的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外孔子听老子之教诲，“骄气”、“多欲”、“态色”、“淫志”是如何改正的，孔子之生平也找不出来，他的弟子言论集（《论语》）中也没有啊。总之这些言论经不起任何推敲。这只不过是战国时孔子门徒们，摄于西周意识形态的威力，不得不抬出“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无稽之谈来粉饰孔子。司马迁，这位假道学者，也只能沉于在儒家的理念之中，才跟着杜撰出这样的言论。这既是“造作”之词，也是儒家自我“粉饰”的言论，一箭双雕也。此段对老子的生平不能起到任何“证明”的作用，是废话。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孔子问礼于老子”还可视为：“孔子问礼于《老子》”。这就大不同了，这就与任何人崇拜老子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读他老人家的书而求索是一致的了。这在战国期间，孔门弟子对《老子》这本书也是比较熟悉的。以此证明战国期间文人所追求读《老子》的热浪不断高涨；同时也不言而喻地知道孔子比老子要晚出。晚多少时间暂时不知也。 3、第三自然段“孔子去”等67字是孔子誉其师也：孔子把老子比喻为“龙”，说明“老子”在孔子的认识之中，“神”（龙）了。不见其首尾，不识其真面目，只能在朦胧之中对“老子”有一个印象。这是见到了老子其人吗？非也，这恐怕还仅是见其《老子》之书吧。不然的话，何能出其此言。所以，此自然段，也只能证明孔子学习过《老子》之书而已。何况，还有孔子在其《家语》中自述的“晚喜读易韦编三绝”的大实话，只不过后来的弟子们歪曲了孔子的自述，搞得与此面目全非了。李镜如先生曾考证“易”当为“亦”；“韦编”实为《为篇》——‘古公亶父’著的“行为规范篇”或称《德》篇，或称《为篇》；“三绝”不是“牛筋三断”，而是《三绝》这本书，也就是春秋始称《老子》一书的最早的书名。 4、第四段“老子修道德，其学自隐无名为务”等67字中的“至关”二字，犹为重要。据清时的汪中《老子考异》考证，函谷关之“设置”，“实在献公之世矣”。这正是具体时间了。当然由于“至关”所牵连到的“关令尹喜”，也就是“关尹”的别称（实称）吧！所以，这段文字，介绍的是，“老子”过关，与“关尹”有联系，而且这是战国中后期之事。明眼人谁都知道，这说的是“太史儋”过关，“关尹”知道后，强令“太史儋”“著书”！“太史儋”留下了五千言，也就是接下来所流传的《道德经》。是这样吗？关于此，下面第七自然段来一起讨论。 5、 第五自然段：“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这25个字，有效的是“老莱子”三个字，谁是老莱子这很关键，庄周笔下的“老莱”，不像老子的行为；后人所传闻的二十四孝的“老莱戏母”也没有老子丝毫的气质，更是不像。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司马迁在此处迸出个“或曰”，其意当然是指老子即老莱子，但是，是否属实呢？他也有点困惑，暴露出他自己对此看法也拿不准而已。 6、第六自然段，“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这23个字必定事出有因，但与事实不符，是什么地方弄错了？我们对老子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了后，这不失为是一条极好的证据，除后面的“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八个字是故弄玄虚之笔！必定“百有六十”与“二百”是某事的错讹，后文将涉及。 7、第七自然段是《老子列传》的核心，这很值得研究。“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此段66字，问题有四： 其一、“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太史儋见秦献公”之事，在《史记》内的《周本纪》内也出现过。然而与“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不符。在《周本纪》内，司马迁的记录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二十八年，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于是，我们按司马迁的记录，孔子死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周敬王四十二年也死，共二年，经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哀王、思王共一年，考王十五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之事，当为孔子死之后“百有六年”，怎么会是“百二十九年”？这相差23年出了什么问题。 其二，至于“太史儋见秦献公之事”反复出现在史记中，共四个地方，《周本纪》、《秦本纪》、《封禅书》和《老子列传》现对比如下： 《周本纪》：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秦本纪》：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封禅书》：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老子列传》：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首先，这四个地方所出不知为何，却说法不一。这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的严谨性有所不够。这和秦二世死之后，子婴继位，所记叙之文与事实不符一样。在《秦始皇本纪》中说，子婴是“二世之兄子”；在《李斯列传》中说，子婴是“始皇弟”。历来人们一致认为“始皇弟”是“始皇孙”所误，但这个结论恐怕与事理出入颇大。因为，秦始皇死才五十岁，三年后秦灭。也就是说五十三岁的秦始皇有了孙子接位，继承“三世”，何况，此“孙”还可同其子一起预谋致赵高于死地，并“夷其三族”！诚然，此处我们不去管司马迁的说法不一，而只是“侧重太史儋见秦献公”的这件事情上，疑点颇多： １）、太史儋见秦献公所说的话，是即将退隐之人吗？ ２）、为什么要对太史儋之即将退隐之人而大书特书，四次出现在《史记》之中有何意义？ ３）、太史儋是东周王朝的史官，有什么理由离开洛阳，出函谷关，见秦献公？ ４）、秦献公为什么、或者有什么理由会接见太史儋？ ５）、东周王朝，虽然是傀儡政权，也没有任何理由派一个小小的“太史”（管理典册的守藏史）出使秦诸侯国！？ 综上疑问，只有一个道理可以使太史儋见秦献公：太史儋有不正当行为或不可告人的隐情；而且还涉及到《老子》其书的问题。（留待后面再讨论。） 其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自己拿不准吗？是向大家交待“太史儋”也是否为“老子”还存有很大的问题？ 其四，“老子，隐君子也。”是想与第四自然段呼应吗？ 究其上述四点，第七自然段也是重要的自然段，为我们进一步搞清老子，很有研究价值；有关的问题，待在后面陆续涉及到。 ８、“老子之子”等48字是叙及老子的家谱。此家谱涉及到：宗、注、宫、假、解数代，只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明眼人当可知，这与前自然段的“太史儋”有关，只不过是张冠李戴的拙劣表现手法。关键在于“太史儋”与“老子”的关系，是否为一人。不然，此段毫无意义。 ９、“世之学老子者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最后一段，什么也没说，与老子“传”不相干了。 鉴于上述九段，所组成的《老子列传》说的是： １）、老子与“聃”有关； ２）、老子写过一本书，并且与太史儋有关； ３）、老子与“莱”有关； ４）、老子与“百二十九年”、“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有关； ５）、另外，通过后来人的追叙，无限上溯，居然使我们要正视的是老子与我们的历史有关。对自 己祖先的历史不清楚，也认识不了历史上的一个真正老子。 这就是我读《老子列传》所得到的初步印象。 二、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本的出土，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 1973年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帛书。其中的《老子》有两种手写本，人们把它们分别称之为《甲》、《乙》本。《甲》本早于《乙》本，近于“篆体”，不避刘邦“讳”，估计约为汉高祖时代。《乙》本为“隶体”，不避刘盈“讳”，抄写时间晚于《甲》本。然而这两个本子，无疑是西汉初年的本子。也就是战国后秦统一中国之不久所出现的本子，且也是汉朝高官中所传抄的本子。也等于说是汉朝取代秦王朝后，高官们对秦王朝所现存的《老子》本子的直接抄录，可以暂定为“官方本”。然而离开西汉的初年以后，在《老子》版本流行问题上，却使我们看到的是“河上公本”、“王弼本”。也就是说大家所说的“通行本”，而实质上应定为“社会本”。 “官方本”与“社会本”最大的不同在于，章序的错乱，简直错乱得无一是处。本来汉以前《老子》是不分章的，按太史公司马迁说是“上下篇”。“官方本”与“社会本”“上”、“下”篇，都颠倒、换了个；还有其所谓的21、22、23、24局部“章序”问题；40、41、42的“章序”问题；和80、81章，插在66与67章中间的问题。（按原“社会本”“章序”编号）于是，我们应该重视而关注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大的不同？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老子列传》，就不得不注重“太史儋见秦献公”的问题。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四地出现在《史记》之中，这其中定有隐情；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定与《老子》有关，定与秦献公欲得《老子》一书有关，定与秦献公通过非常途径（买通或胁迫）让太史儋偷《老子》之书有关！所以，太史儋可以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老子》一书。心虚才仓惶出逃，心虚才致使竹简错乱（战国中后期已竹简盛行）。过函谷关时，遇关尹（管关之官吏）不得已（或至交好友，或行踪败露遭其胁迫）让关尹抄录了一份（已错乱）。继续西行，这才见到秦献公，历史上留下了他不可告人的痕迹！这才有下列大事发生： 秦献公早就蓄谋于《老子》一书为己有，通过太史儋的盗窃才如愿以偿。后经秦献公、惠王、昭襄王，到昭襄王五十一年，致使“西周君走来自归，顿受其罪”。后来吕不韦组成的班子著《吕氏春秋》，把《老子》一文运用自如，如出于自己书中一样（因秦室确已拥有《老子》）。于是，《老子》一书的作用岂可小视。并且使得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西汉初年的大兴《老》学都有其渊源。 正因为是太史儋窃书，才心虚，才仓惶出逃，造成《老子》一书错简。这也充分说明太史儋只知其《老子》这部“典册”，却不知其内容和前后联系。故此让关尹抄录时，他不知孰为先后之序，当然也不知其中还有错乱，并不熟悉，所以才致使关尹作了如是的抄录。然而，当他跑到秦国后，见到了秦献公，有了充裕的时间，反复回忆，这才确定了上下篇之别，和某些章节的联系，如40章与42章紧密相连的问题。从而复原了一些原来所知道的，但是有些也只好望而兴叹了。这就铸成了“官方本”的“上”、“下”颠倒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巨大损失）！并且，促成了今天人们对帛书《老子》的“迷信”。 正因为太史儋的出逃，给予了关尹机会。他抄录后并不保守，任人继续广为转抄，有求必应，成了推广普及《老子》一书的首创者。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如此，还为战国后期的学《老》之风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有大量的传抄件，存在社会之内）。这也就是真正的使“社会本”，成为社会上流传的本子。 三、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的真实意义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也是一件不可小视的大事。然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到位，各说其是，洋洋侃之。从而使“楚简《老子》”的出土，与我们对《老子》的认识，以及对老子其人的认识，无补于事。大有失之交臂，错失此大好时机。 楚竹简的主人的政治活动，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前之间，恰是儒家思孟学派兴旺之时。其人也深受思孟学派的大大影响，已成忠实信徒（有儒简为证）。故此，在他所拥有的文字之中，不乏其思孟学派的痕迹。然而，在所有出土的“金文”记载之中（从商末、西周、春秋、战国）截至战国时止，没有看到有关“仁”字的记录。唯有一例，即短命的中山王，所铸的“铁足”大鼎上有“亡不率仁”。而这正是公元前310年前所出现的事情，也是思孟学派兴旺的证明。因孟子把“仁”、“义”、“礼”、“智”归纳为“四德”，正是此时之代表。直到公元前134年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后，才把“仁”、“义”、“礼”、“智”、“信”，定为国家的“五常”之意识形态。但是，当时的各诸侯国，都不敢把“仁”字书于金文之中，因为它不符合西周王朝建立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诚然，当时所兴起的竹简抄写的方便，各种思潮都在竹简之中，这与时下的网上文章一样，它决不能代替官方的见地。故此，在孔子到孟子的长时间内，他们的理论是不会受到各诸侯国所能采纳和欢迎的，这是当时的历史。 正因为《楚简》“抄”者是“思孟”学派的信徒。所以，他对《老子》的版本，则是任意（按己意）摘抄，并且摘抄的又仅是现行通行本六十六章以前的。这却无意之中证明了太史儋偷书的现象。因为，太史儋之事发生在公元前370年前，此后“社会本”才开始传播。然而，正因为有其“官方本”的存在，成为有力的佐证。致使不少的人存疑，其版本的真伪性——也就是当时就因为六十六章后面的错乱，是否有伪造的可能。当时，竹简盛行，伪书之风也盛，假东西、假言论太多这是不被今人所重视了的战国现象。致使干脆砍掉六十六章以后，成为“社会残本”，也就是没有六十七章以后的特殊本子。这就是《楚简》“抄”者所用的“足本”。 显然，楚简的出土告诉我们：在公元前310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三种《老子》版本在流传。这就是官方本——存于秦国，社会本和社会残本“流于”社会。 思孟学派的人，大可不必重视《老子》的文本。但是，为什么《楚简》“抄”者非要摘抄《老子》的社会残本呢？原因是什么？ 楚简的《老子》开篇的甲组是以“绝”字起头，且连续地道出一个“三绝”的问题。把那时候的原文“圣智、仁义、巧利”，进一步篡改为“智辩、巧利、伪诈”。 1为什么要选“三绝”起头？显然“三绝”在当时很重要（不管其内容，只是针对“三绝”二字）！谁说过“三绝”？孔子对其弟子说过，孔子晚而“喜读易韦编三绝”。 有一个叫李镜池的先生，在《＜易传＞非孔子作的考证》之中，对《论语》所载孔子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中的“易”，在《鲁论》之中，此“易”为“亦”，故此，否定了孔子与《易》的关系，认为“孔子传《易》实为一种传说”。进而对《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孔子晚而喜《易》”一段文字也断为，“若不是错简，定是后人插入”（《周易探源·易传探源》）。然而，李镜池先生也没有注意到：“韦编三绝”实质上是孔子所读的二部书，它们是《为篇》和《三绝》。其中的《三绝》也就是《老子》一书在春秋时所流传的书名（后面，我还要讲《为篇》、《三绝》）。楚简《老子》的出土，正是证明《三绝》还是盛行时期。君不见，开篇就以“三绝”开始吗？这也是当时战国所命名其书的大多手法。 1凡是读过《老子》一书的人，都要涉足到十九章的不可理解。两千年来，从西汉起的儒家说教，使人们热衷于在“仁、义、礼、智”的声浪包围之中。唯独有一个《老子》的书，反其道而为之：要“绝仁弃义”！“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以智治国，国之贼”！岂只是我们不理解，即若是战国中的人，同样不理解。思孟学派的门徒就是实例，他之所以任意摘抄，其目的是对照《三绝》的威力，而认为不可理解；只要把“三绝”篡改为“智辩、巧利、伪诈”，岂不是可自圆其说而皆大欢喜了，同时，也不失为充数之读《三绝》之信徒也。请注意的是，春秋、战国中的人：对古甲骨文一无所知；对西周金文知之甚少；对《老子》文章也就不可理解。《楚简》“抄”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无知则无畏，无畏则大胆，大胆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2正因为有《楚简》“抄”者的范例：也当可知当时的人们对《老子》或曰之为《三绝》的“崇爱”和“争读”；也看到所谓的庄周他所成长起来之时，也只不过是受益于《老子》的社会本！因太史儋之事发生后，他还只是刚出世的婴儿。 由上所说，可以使我们看到，楚简《老子》的重大作用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三绝”是《老子》书名的问题；看到当时的文人时风；看到“《三绝》”的流传普及；看到“社会本”之《老子》与社会残本《老子》的流传；看到官方本《老子》“幽禁”在秦国……等诸问题。 四、逨鼎、逨盘的作用没被重视。 二OO三年元月陕西宝鸡眉县的二十七件青铜器出土了。这一大的喜讯遍及国内外，不久即送往北京，在中华世纪坛展出。人们好像司空见惯了一样，热情慢慢冷了下来，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了。但是，人们忽略了它的重要价值，它告诉了人们一个惊天的事实：青铜器的主人就是老子。之所以是老子，有下列事实为证： 1陕西眉县青铜器的主人姓“单”。在西周初年，“单”是大姓，这与我们后来隋唐之际的“单”（读善）姓无干。于是在长期传讹的过程中，致使七、八十岁著书的“老单”，成了人们传言中的“老聃”或“老耽”了。 2此老单名逨，按当时的习惯，也可称呼为老逨。春秋战国时期却把“老逨”，传讹渐变为“老莱”，所以太史公文中的“或曰‘老莱子’”，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3单逨的最后官职为“历人”。西周当时的“历”字只能“刻画”在甲骨上、或“铸”在青铜器上，到春秋战国时坏、损（残缺），可讹误似“楚”的“楚”字。于是这就必成其为“‘老莱子’亦楚人”的司马迁所掌握的证据之一。 4“圣人”二字出现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的《逨鼎》铭文之中。“圣人”的文意，也仅只是周宣王肯定了单逨的前辈先人有功于周王室。这样的肯定，是继《师望鼎》之后，历史上所能见到的第二例和第三例。于是后来的人们，直接把老单称之为“圣人”了，因为“圣人子孙”当然是“圣人”了。并且由于《老子》一书之中“圣人”出现的最早，使用次数也多，故把老子的言论也直接誉为“圣人言”了。 5“历人”二字学者们认为是纪检、甄别审查高级官员的职务。可是，未必全是，“历人”是对历史负责的官员。当时周宣王之时，无论文字还是思想都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有关的《书》等重要文献，都是这时候审订的（原来所传的周公组织人员“修订”，是弥天大谎），“历人”正是这个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也是前所未有的新设官职，并且由于这个官职，也促进了我们的文化承传。 6逨父名“龚”，曾是当时掌握周王朝军政大权的“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经常出入“召公”府。逨幼时也随其父在“召公”府出入，故有机遇伴读“静”（宣王幼时），比“静”大七岁。亲眼看见国人围“召公”府，要杀“静”，而被“召公”之幼子所替代的惨景。“厉王”死于“彘”后，宣王即位，逨又是“召公”（又一代）手下的武官。在伴随周宣王四十多年的长期经历之中，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戎马一生。先被封为“吴林”（虞林，管林业的最高长官，人们习称为“吴逨”），宣王四十三年被封为“历人”（对朝中大臣的监察甄别，以及领导组织文史资料典籍的整理）。正是“历人”使他有了重新思考的机会，并且年岁已过七十，这是宝贵的人生财富。西周当时，对年已七十的人都自觉尊称为“老”，故“老单”、“老逨”之称开始了。鉴于此，周宣王更加器重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少年伙伴，人生的师友。四十六年宣王临危时，授予了老逨特殊使命——重新修订老祖宗古公亶父的《德》论。这时的老单已经是七十三岁的人了。 7西周之后，春秋时，有人写过《单氏春秋》或为《老逨纪事》，记述老逨的生平，涉及到： （甲）老逨一百六十余岁（实为169岁）时，管仲开始辅佐齐桓公；老逨二百余岁（209岁）时，管仲卒。从而使人讹传为“老子‘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的长寿之人。 （乙）“老逨死后二百十九年，孔子才出生”的消息，也是《纪事》所披露出来的。可是，司马迁看到这个残缺的资料，并由于司马迁把离老逨四百年后的太史儋误为老子，自以为“二百十九年”是别人的笔误。故根据所谓的史实篡改为“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太史儋距孔子只百余年，且在后。故而，将“二百十九年”倒一个字，成为“百二十九年”，就不管其真实的年代与事实了。 这就是前面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引的三个数据的出处。 8正是老子死后“二百十九年，孔子出生”，所以老子的卒年是公元前770年。战国前期就流传：“七十三、八十四”的问题，指的就是“孔子”和“老子”的寿命。后来在汉时，人们把“七十三”、“八十四”的问题讹误到“孔子”和“孟子”的身上。显然孟子的“八十四”是硬凑的，他只有“八十三”，这就是流言讹误的功能。于是，我们当然知道，老子是生于公元前854年的。 五、关于老子其人和其书的事实 综上所述，给予大家已经有了印象，但较为零乱。现在作为我个人认识，再从正面叙述一遍，也就是按历史的先后顺序再陈述一遍。当然是两个方面：其人和其书。 1老子这个人 老子姓单，原西周京畿人，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名逨。公元前854年，出生在一个西周武官单龚的家庭。 单龚，在周厉王时期为“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经常出入“召公”府。逨自幼也随其父出入“召公”府，并深得“召穆公”的喜爱，12岁被任命为“静”（宣王）的“伴读”。 逨13岁时，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围“召公”府，要杀“小宣王”，后被“召公”之幼子所代替的惨景，深深地铭刻在单逨的记忆之中。此后１４年内伴读于“静”（宣王），与“宣王”成了手足情深的师友伙伴。 逨27岁之时，宣王即位（厉王已死于“彘”）。逨也继承父职，名义在“召公”（又一代）手下，实质上直接受命于周宣王，伴随于周宣王左右。在周宣王执政的四十多年之中，逨的长期经历是，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戎马一生。宣王四十二年前被封为“吴林”（虞林，乃国家最高的林官）。 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4年）被封为“历人” 除了监察甄别朝中大臣进行纪检外，还负责组织修订、整理典册等历史性文件。在“历人”的任期中，忠于职守，完成了一项特殊而首创的工作。大多数所谓《书》内的文件都是这时候完成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导，以为《书》的基本编纂修订是西周初，周公组织人员修订完成的。但是，从出土的“金文”来看，西周初时，没有任何力量完成此事。只有在西周晚期，才有力量，才有认识，才能完成这种工作。而且只有在西周出现“历人”的官职后，才有进行此项工作的条件，也就是官员们才敢于进行这样的事。并且，这些文件，当时还只能是刻在甲骨之上。 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1年），宣王病危。把老逨叫到自己的身边，当着儿子（后来的周幽王）的面，命老逨把“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重新修订整理刻写出来，以教育后继之诸天子。“《德》论”已流传三百余年。是古公亶父为推*翻商王朝建立西周根据地，针对当时商王朝时的“得”风正盛，腐*败且糜烂，而以“不得”之风进行的“德”论的训导、自律的“革命”言论；也是西周王朝的治国宝典。同样是西周王朝之诸王的“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或《德》论——第一个言及“德”字的篇章。 这一特殊使命，老逨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以及毕生的经验和智慧，从73岁起到近80岁，才在“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周康王二十三年称谓为《德》论，《老子》文中称之为《建言》——建国“开邦”之言论）的基础之上不仅整理修订，而且加以了理论阐述！这是独特的重要的西周晚年特征。 书成之后，公元前776年，老逨郑重地交给周幽王，想以祖宗的训导，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哪有心于国家治理，更无有“律己”的意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碍于祖宗及其父亲的情面，只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而已！ 可怜的老逨，伟大的老逨！就这样不声、不息地于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崩溃的前夕走了！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２、《老子》这本书 要认识《老子》这本书，还得追溯一下我国的古代传统文化。然而，人们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有极大的偏见，无视真正的传统。仅把秦汉以来的所谓的儒家文化当成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并且对秦汉以前的文化，任意扭曲。居然把儒家所使用的理念，强加给西周、春秋出土的“金文”之中；强加给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强加给殷商以前的历史文物出土之中。对于这些，涉及的问题太多，也不是我在这里能和大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但是，由于要对《老子》给予认识，也必须涉及到这些问题，否则也是说不清楚的。于是我将这样来简单陈述一下两个事实。 其一就是夏王朝末期，官员们的腐*败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成汤”正是针对这一腐*败现象，在“伊尹”和“仲虺”二人的辅助之下，提出了一个“禁三风”的“禁令”。在自己所能及的小范围内，建立起推*翻夏王朝的根据地。“禁三风”是在自身根据地内“禁其有位者”的三风：“巫风”、“淫风”、“乱风”。从而使根据地的官员朝气蓬勃，正气上升。不断扩大影响，终于推*翻了夏王朝，建立起殷商王朝。这个“禁三风”的禁令，只能用三个会意的符号，刻在“玉版”上，被供奉起来。当时只有符号流传，没有文字，这是公元前十七世纪的事情。后来被所谓的“《书》”收到《伊训》篇中，成了《伊训》的内容。后人的文字加工以及错位的能力是惊人的。从没有文字来看，好多话则已不是当时的语言，好多字和概念在当时都是没有的。然而从“制官刑，儆于有位”这一点来看，就加速了夏王朝覆灭的历史进程！ 于是，“禁三风”是刻在三块“玉版”上的三个符号（每器只有一个符号），被供奉起来，朝夕自警。这就是后世所失传的《连山》，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所拥有的第一部治国“宝典”——《连山》的三个符号；这也是被儒家所崇拜的“三坟”。 其二，以《连山》的“儆于有位”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建立了商王朝，建立了王朝体制。执政到300年后，开创了文字——甲骨文。然而在后期，“得风”日甚。当时的金文之中，有九例为证，如：“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殷商王朝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的新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并且在殷商“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见《竹书纪年》）。从而得到了商王的肯定和认定，进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一个新型的根据地就在商王的眼皮底下诞生了，埋下了推*翻商王朝的定时炸弹。 这个根据地的理论指导，就是针对商王朝的“得”风，提出的“不得”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德”代替了“得”，“德”则“不得”。这只是对王说而已。也就是：“上（王）德不得，是以有德；下（民）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显然，这是一种定义。是对王说的，而不是对民说的。因为“民得”是不能自身实现的，是王“赐予”的。民的“不失得”，只能由王来保证。这不独是西周以前的事实，也将必是，任何时代的应有的真正道理。然而，几千年来，混淆了这一基本认识。任人的嘴皮子，翻来倒去的胡说八道而已，并且置民众于“天经地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历来如此，中外无不如是。在我国这个祸根起源于春秋、战国，后来由汉武大帝以儒家理论的认定，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正因为古公亶父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阐述“德”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在理论上站稳了脚，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且把“不得”的具体内容，在《连山》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一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德”论。其要旨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此，周康王称此文献为《德》论，是引以自律、自警的重要宝典！但在文人之中，却称之为《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当然也有人称之为《龟藏》或曰《归藏》，是因为它刻在龟甲上，并且还是成册之宝典。这也是被儒家所崇拜的“五典”，因它们是五片龟板成册之宝典。 正由于我国历史有《连山》和《归藏》两部治国宝典的出现和实施。所以我们才有殷商和西周的历史，这一点西周人是清楚的。到周宣王之时，却和老逨讨论了为什么会有西周这样的渐衰的历史问题，也就是从古公亶父到宣王的父亲周厉王以来的300年左右的历史的每况愈下。以后在《老子》文中的十七章所反映出来的：“太上”、“其次”、“其次”、“其次”的问题，那就是西周的历史剪辑缩影。（《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回顾，所以才有宣王任命老逨为“历人”的事实出现；才有修订我们历史文件（《书》）的可能。周宣王遗憾而不满足的是，在自己不行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修订祖宗古公亶父《德》论的重担，正式交与老逨。否则，他是会同老逨一起完成此事的！ 《老子》一书的完成，显然是《连山》和《归藏》的精神之再现。《老子》一书不仅是对统治者一人的禁令，也是对统治者一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做到了独特的理论阐述。当老逨把此书交给周幽王时，当时的大臣们都相互告知“老逨”搞了一个《三绝》，于是《三绝》的流传不胫而走，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读《三绝》之风也开始日盛起来，从管仲、孙武、孔丘等人的读《三绝》，致使各诸侯国都想得到《三绝》，成为镇国宝典。这才有秦献公买通（或胁迫）太史儋，从而使太史儋“偷书”西行，成为事实。过函谷关，被关尹知晓，抄得一份成为“社会本”流传的起始本。由于太史儋是潜逃，所以仓惶而造成《老子》本身的错简，成了历史的灾难。从而，致使《老子》有“官方本”和“社会残本”以及“社会本”的区别。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老子》一书在西周、春秋、战国时的现状。 今天就讲到这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 此稿后来曾于４月17日和６月11日两次在“乌有之乡”论坛上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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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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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7 11:41:30
发表于 2016-2-7 19:36:18
